作为一个负责任、讲道义的大国，中国想要在中东问题上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关键是领悟“功夫在诗外”
中东局外局
何帆/文，本文来源《财经》杂志 2012-02-19
从地中海东海岸出发，向东向北，越过高加索山脉，是一望无际的中亚草原。再向东，可到达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从高加索山脉向南，是两河流域。再向南，越过波斯湾，是茫茫的阿拉伯沙漠。如果再越过红海，可以到达古老而神秘的埃及。这一大片支离破碎的土地，横亘在西方的欧洲和东方的印度之间，被欧洲人称为“中东”。
历史迷局
中东有着至少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但是，如果只是好奇为什么中东总是充满了冲突和战争，那根本不需要熟知古代的历史。90年，也就在过去不到90年的时间里，那个曾经宁静而单调的中东，变成了世界上最动荡的地方之一。
一百年前的中东和现在几乎完全不一样。
那时，中东没有巴勒斯坦，也没有以色列，没有伊拉克，也没有约旦。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中东的大部分地区和巴尔干半岛地区都在奥斯曼帝国的版图之中。但辉煌一时的奥斯曼帝国已经日薄西山，苏丹能够统治的不过是君士坦丁堡附近的一小块地方。广阔的帝国，溃散成了半自治的乡土社会。历史的时钟在这里仿佛生了锈，中东在当时只是一个被遗忘的角落。20世纪以前，中东也不时会出现骚动，但那大多是地方性的不满，是小小池塘里的涟漪。
第一次世界大战彻底的改变了中东的政治格局。
奥斯曼帝国参加了德国一方，但不幸在一战中失败。欧洲列强肆意瓜分中东地区，埋下了冲突和仇恨的种子。英法俄在一战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就秘密签订了赛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原属于奥斯曼行省的叙利亚一分为二。法国占据了叙利亚北部。战后，法国为了遏制逐渐觉醒的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不断肢解叙利亚。20世纪20年代黎巴嫩的独立，就是出于法国的支持。阿拉伯半岛西部汉志地区的哈希姆族人在一战期间曾经给予英国很大的支持，英国也曾许诺支持成立一个独立的阿拉伯国家。但一战之后，英国背信弃义，将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拱手让给另一支阿拉伯部落，即沙特人，这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哈希姆人则辗转到了伊拉克。1958年伊拉克爆发军事政变之后，哈希姆人又迁至约旦河东岸，成立了后来的约旦王国。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给中东各族带来了深深的创伤。
以色列的出现，使得本来就危机四伏的中东地区更加动荡不安。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犹太人开始迁居中东，梦想着成立他们的犹太家园。外来的犹太居民和当地土著阿拉伯人之间的敌意越来越大。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国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是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中逐渐培养起来的。最早，美国对以色列并不感兴趣，美国的兴趣是在希腊和土耳其，那里才是冷战的前沿。以色列一度以苏联和法国为靠山。直到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美国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的势力已经渗透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色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才一下子得到了提高。
欧洲列国在分割中东的同时，还想把西方政治体制的种子，培植在中东的土壤里。然而，宗教、种族和石油这三个独特的因素，使得中东的政治生态系统异常脆弱。这里干燥异常，无法滋养民主的绿洲，时常又会黄沙漫漫，激荡起内乱的沙暴。
和世界上其他地方显著不同的是，宗教在中东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宗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凝聚人心。当年的奥斯曼帝国是一个穆斯林帝国，不是一个土耳其人的帝国。但宗教能在多大程度上整合社会，也就能在多大程度上分裂社会。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提出“文明的冲突”，但历史学家弗格森则说，真正的冲突是“文明内部的冲突”。人们真正的敌人是熟悉的陌生人，即和自己最相近的另外一个人群。红卫兵最大的敌人是另外一支红卫兵。穆斯林最大的敌人是另外一派穆斯林。逊尼派和什叶派长期以来势如水火。
让中东的形势更加扑朔迷离的是，这里不仅仅有穆斯林，还有大量的希腊天主教徒、罗马天主教徒、亚美尼亚使徒教会（Gregorian）、基督徒、景教教徒（Nestorian Christian）、叙利亚东正教徒、马龙派教徒（Maronite）、基督一性派（Monophysite）、撒玛利人（Samaritan）、犹太教徒等。宗教上的纠葛，加上种族之间的猜忌，使得原本可以和谐相处的社会、邻里，甚至家庭，都被撕成破碎的残片。伊拉克美国使馆的一名什叶派女雇员说：“我都不敢跟我妈妈一起看电视，她是个逊尼派，她看到所有的坏消息，都要抱怨是因为什叶派在政府里当权。”
民族主义可能是西方国家带给中东的“最好的礼物”。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种族的“百衲衣”。欧洲之所以能够形成民族国家，首先是因为欧洲的各个民族已经相对成型，聚居而生。无论在英国还是法国，如果你走出几十公里甚至更远，你看到的人们还是和你长相一样，说同样的语言，信仰同样的宗教，但是，在中东，你不用走出几十公里，很可能你的邻居就和你完全不一样。没有所谓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过去是指过着游牧生活的贝都因人。埃及人和叙利亚人，伊朗人和伊拉克人，全都不一样，长相不一样，语言不一样，各自有各自的历史和宗教信仰。
但传统的中东社会，有种族的不同，却没有民族主义。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温麦”即信众共同体才是穆斯林惟一效忠的对象。无论民族、语言、文化，所有的虔诚穆斯林都应被视为兄弟姊妹。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西方的民族国家和民主制度激发了中东不同种族之间的仇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当专制者统治的时候，民族之间的矛盾反而有所缓解。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不同种族之间的通婚率一直较高，但暴君被除掉之后，仇恨反而被释放出来。2005年伊拉克选举中，92％的选民关注的是种族间的差异和矛盾。就连中东地区政治现代化程度最高的以色列，也陷入了建国的两难选择：如果要建立一个民主国家，势必要融合境内的阿拉伯人，但如果融合了阿拉伯人，以色列就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犹太人国家，这又违背了当初的建国初衷。
石油使得中东政治局势更加扑朔迷离。
20世纪70年代之前，中东的石油开采主要集中在西方跨国公司，即所谓的“七姐妹”手中。中东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开始实行石油国有化，并在1973年中东战争之后提高油价。1972年油价只有2.5美元一桶，到1974年就已经涨到12美元一桶。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中东的政治。萨达姆当年是伊拉克政坛的第二号人物，但正是由于他主持石油国有化，才势力暴涨，终于取代了头号人物Ahmad Hasan al-Bakr，成为伊拉克总统。
凡是富有石油资源的中东国家，均无意推动民主化。由于控制了石油资源，中东国家不必要通过征税获得财政收入，自然也不必要向公众公开自己的财政预算。萨达姆时期，伊拉克一半以上的财政收入来自国有石油公司，而其财务报表从未对外披露。如果国内的公众有不满的意见，产油国家不是厉行改革，而是通过提高福利的办法，平息大家的怨气。由于手中有钱，产油国家也会大量在军队上投资。不难理解，为什么当“阿拉伯之春”如火如荼的时候，富有石油的阿曼和沙特阿拉伯能够依然岿然不动。即使像伊拉克这样，在外力的干预下推翻了原有的专制政权，新上台的领导人，即使是民选出来的领导人，也未必会推行民主制度。
委内瑞拉的查韦斯，俄罗斯的普金，均是在油价上涨时期，趁机扩大了自己的强权统治。而产油国走向真正的民主政治，要么是在油价低迷的时候，要么是其国内的石油资源开发殆尽，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
中东本来是一辆缓慢行驶的列车，突然被一个粗心又自负的扳道工改变了方向，从此脱离了传统社会的轨道，但隔着深谷激流，无法到达西方政治的彼岸。这辆列车，一头扎进了沉沉的雾霭，迷失在崇山峻岭之中。
政治残局
一个错误跟着另外一个错误，一个错误引发了更多个错误。于是，中东政治成了不治之症。由于外力的不断搅局，和平的幻梦一再破灭，繁荣的前景遥遥无期，中东政治是一盘无人能够破解的残局。
在冷战时期，中东的政局就已经险象丛生，但却总能化险为夷。
1967年以色列发动对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空袭。1973年埃及和叙利亚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但每次打完仗，双方就会回到谈判桌上。1977年埃及的萨达特总统戏剧性的飞抵耶路撒冷，和以色列人坐下来和谈。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63名美国使馆人员被扣押为人质，但一年半之后所有的人质都被释放，美国和伊朗达成了和解。这一时期的中东政治犹如游乐场中的过山车：一会儿，你觉得好像要被甩出了轨道，一会儿，你觉得好像马上要撞上地面，但实际上却有惊无险，你被安全带紧紧的绑在座位上，游乐园的管理员定期会检查各项安全装置。无论形势看起来多么恶劣，这一时期中东的政治走势，更多的是由外部的两个霸权国家操纵的。美国和苏联通过各种手段在中东争取盟友、制造矛盾，但如果形势真的快要不可收拾的时候，两个老大总会心照不宣的各自退让。
在专制统治时期，中东的政局也能较为稳定，社会也在缓慢的走向现代化。
中东有几种不同的政治体制。沙特阿拉伯是一种半封建式的政体，世袭的王室成员统治着整个国家。伊朗在霍梅尼发动“伊斯兰革命”之后成为一个神权政体，最高领导人霍梅尼的称号是“法基赫”，即首席神学家。除了这些政体，在中东经常能遇到的是强权领导人的统治。从土耳其的凯末尔，到埃及的纳赛尔，从伊拉克的萨达姆，到利比亚的卡扎菲，他们大多来自军方，上台之后大权独握，而且不肯放手，几乎都是终身统治。乍看起来，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政治体制，但在中东，却是相对开明和现代化的。在所有学习西方文明的努力中，军队的反应速度最快。军队是中东各国现代化程度最高的社会组织。专制者统治时期，往往会推行一些民族融合、鼓励科研教育、改善民生、甚至提高妇女地位的政策。但为什么“阿拉伯之春”运动中，自发性的群众抗议运动会摧枯拉朽一般的导致一系列专制者下台呢？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这些专制者在位时间太长，已经到了不得不退出政治舞台的时候。这就激发了潜在竞争者的无限遐想。专制者会传位给自己的儿子呢，还是自己的部下？如果是传给儿子，会传给哪个儿子呢？如果是传给部下，会是哪个部下呢？这种猜疑导致了统治阶层内部出现罅隙，才使得街头的民主运动发挥出异乎寻常的威力。
中东曾经有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能够实现持久的和平和发展。那就是在冷战之后。当时，如果美国想要改变中东的政治格局，在武备和文事方面均有得天独厚的优势。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时候，苏联自己已经陷入危机，这才使美国可以独断专行，从中亚抽调兵力，迅速击溃伊拉克。在这之前，1980年-1988年间的“两伊战争”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耗了这两个地方小霸的实力。“沙漠风暴”行动像一部极具震撼力的大片，展示了美国的军事力量。之后，美国在中东大规模部署兵力。以美国的实力，完全可以对当地的潜在冲突具有绝对的威慑力。在和平谈判方面，由于美国的协调和斡旋，也出现了显著的进步。1993年8月，以色列总理拉宾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主席阿拉法特在白宫草坪上握手。转机好像就在眼前。
然而，希望很快成为泡影。2001年美国遇到了“9·11”恐怖袭击。小布什总统随后在2003年发动对伊拉克的入侵，据称是要摧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是一场彻头彻尾错误的战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根本就没有找到。“自由”和“民主”也没有在伊拉克建立起来。中东的力量平衡被打破。失去了伊拉克的制衡，伊朗的力量迅速扩大。恐怖主义也没有被肃清，反美的情绪反而空前高涨。
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正在沿着错误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中东很可能会进入一个混乱而动荡的新时期。
第一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武力。法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贸然干预利比亚内战，西方国家不断对叙利亚施加制裁压力，美国和伊朗之间剑拔弩张，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战争。由于美国有强大的军事优势，面对任何一个中东的敌手，美国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彻底击败敌人，让它们的军事力量至少倒退二十年。但是，战场上的胜利不是结束，只是一个开始，战后重建带来的巨大成本可能会把美国拖入一个泥潭。
主张对伊朗发动战争的主要理由是，伊朗很快就会制造出核武器，而这将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利益，并可能导致连锁反应，其他的中东国家会群起效仿，制造自己的核武器。有的观点认为，伊朗有了核武器，就会将之卖给塔利班，恐怖分子就会如虎添翼。也有学者认为，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中东国家难免会抛弃美国，转入伊朗的阵营。主张打击伊朗的观点认为，可以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不会引发严重的伤亡或其他负面后果。这些观点没有一个是站得住脚的。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也不会狂妄到了用核武器去攻击美国的地步。核武器不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而是防守性的武器。即使伊朗有了核武器，其他国家也未必会加入开发核武器的竞赛。朝鲜有了核武器，韩国和日本并没有非要制造核武器。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有核武器，而且两国关系始终非常紧张，但在最紧张的时候，双方均保持了克制，从来没有提出要使用核武器。假如伊朗有了核武器，恐怕它会把核武器捂得紧紧的，怎么会把自己的看家法宝随便送给别人？伊朗有什么理由相信自己能完全控制塔利班？如果伊朗有了核武器，考虑到伊朗和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嫌隙，可能出现的结果反而会是，阿拉伯国家会更加靠紧美国，要求美国提供更多的保护。认为外科手术式的精准打击能彻底摧毁伊朗的核设施，也是一种空想。1981年以色列曾经轰炸过伊拉克的核反应堆，但之后萨达姆反而加快了重建核设施的步伐。真正让伊拉克放弃核武器，是之后美国发动了对伊拉克的全面打击，迫使萨达姆下台，而这花费了大约十多年的时间。
综观历史，帝国的全球战略总是分而治之，寻找均势。
当年古罗马和大英帝国是这样做的，美国过去在中东也是这样做的，所以当伊拉克力量强大的时候美国就支持伊朗，而当伊朗爆发宗教革命之后，美国就支持伊拉克。如今，伊拉克仍然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埃及很快就要步其后尘，叙利亚和伊朗的局势岌岌可危。比专制统治更可怕的事情，就是专制突然消失之后，留下巨大的权力真空。
第二个严重的错误是盲目相信民主。正如哈佛大学政治学家亨廷顿指出的，政治的有效性才是第一位的。如果没有办法维持政治的稳定，无论采取什么政体，都是失败的政体。西方政治学家中流行的“民主和平论”只是一种空洞的臆想。或许，成熟的民主政体有助于防止狂人发动战争，但在中东地区，民主政体有名无实，似是而非。仿佛一瓶晃动了很久的香槟，终于冲开了瓶塞，首先喷涌而出的，并不是清爽的美酒，而是愤怒的气泡。民主需要漫长的学习和磨合，但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被催熟的民主政治只会鼓励更多狂热的民族主义、原教旨主义。任何一派政治力量上台之后，都极有可能变本加厉的压迫在原政权中占有优势的民族、宗教或阶层。新仇旧恨层层累加，中东未来可能陷入无休止的内战。原来的旗帜已经褪色。阿拉伯民族主义、阿拉伯社会主义已成往事，而一个健康、稳重的民主政体尚在明日，在今日的中东大行其道的是宗教原教旨主义。从表面上看，西方国家制裁叙利亚、伊朗都得到了阿拉伯联盟的支持，但这只是表面。阿拉伯国家政府的表态，和大街上阿拉伯人民的表态，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在“阿拉伯之春”之后，将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与中东关系的寒冷冬天。反美和反西方干预将成为新兴的政治力量寻求民众支持的最佳策略。这倒不一定是因为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样样都是错误，中东国家内部存在的诸多问题，可能是阻碍这一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更深层原因。但是，批评美国比改革自我要容易得多。美国不请自来，恰好成为中东的民众愤怒情绪的发泄对象。
更为糟糕的是，伊斯兰教的影响力远远超越了中东。
在欧洲国家，有大量来自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移民。在美国也有大量的穆斯林、犹太人。西方国家在中东外交政策的失误会反过来伤害到自己的内政。尤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国家会进入较长时期的经济衰退，社会福利支出有可能进一步削减，就业状况不容乐观。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本杰明·弗里德曼在《经济增长的道德含义》一书中讲到，凡是在经济增长较快的时候，社会风气也会更开明、宽容、乐观，但在经济增长停滞的时候，社会风气就会更加狭隘、排外、悲观。在这一背景下，动荡的中东局势，会越过高山海洋，把社会的震荡带给其他国家。
局外做局
猝不及防的“阿拉伯之春”像一场红卫兵运动，它声称要摧毁一个旧世界，但却不知道新世界身在何方。专制者下台之后，留下了任人争夺的权力真空。新生的弱势政府或将难以遏制被激发起来的民族主义和原教旨主义。欧洲国家面临债务危机，难以集中精力应对中东问题。美国在中东呆的时间越长，遇到的国内和中东当地的反对力量就越大，而美国撤出中东的速度越快，中东的局势就会恶化得越快。
在美国、中国等石油消费国强劲需求的影响下，近期内油价难以明显下跌，高企的油价将使得中东的内部改革缺乏动力。中东将不可避免的经历一个混乱和动荡的时期。但是，没有永久的混乱和无序，乱后有治，在经历了即将到来的一段动荡之后，或许，中东地区会在痛苦的摸索中，慢慢找到新的稳定和均衡。
中国和中东没有直接的重大利害关系，也没有很深的历史文化渊源，双方之间没有深入广泛的了解，而且，中国参与中东事务谈判缺乏足够的筹码。卷入中东乱局，是不智之举。作为一个负责任、讲道义的大国，中国想要在中东问题上起到更积极的作用，关键是领悟“功夫在诗外”，要局外做局。
一是能源。从表面上看，中国从中东大量进口石油，因此也是中东政局的利益攸关者。但是，即使中国担心石油问题，也没有必要、没有可能直接介入中东局势。所谓能源安全，包含三个问题，一是能否买得到，即石油的可获得性，二是能否卖得起，即石油的价格波动性，三是能否运得回，即运输线的安全性。从当前的形势来看，中东爆发战争，导致石油供给中断仍然是小概率事件。尽管中国是主要的石油进口国，但却缺乏定价权，因此只能被动的承受油价的波动。由于中国缺乏强大的海军，海上石油运输线的安全问题也是我们难以在短期内主动控制的。考虑到中东政局动荡对石油供给和石油价格的影响，中国应该在能源政策方面布局，从而间接地应对中东政治动荡的风险，增加自己的筹码。一是要减少对石油的消费，节约能源，从而减少中国在中东政局动荡中的潜在损失，并化中东危机，为国内经济结构改革的机会。二是倡议建立石油进口国组织，建立包括欧洲、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或许也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组织。这一国际组织可以使得中国有一个新的平台，在远离中东动荡、超脱中东具体政治事务的条件下，和其他国家交流对中东政治的关注，可以让中国在一个新的多边平台里增强和中东各方的对话和谈判，可以扩大中国和其他国家在中东问题上的利益交集。三是倡议建立新能源联盟，从地缘政治的高度考虑新能源产业的重要性，先行一步，构筑后石油时代的新能源国际秩序。
二是投资。从表面上看，中国在北非和中东的投资因该地区政局动荡受到巨大的损失，这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中国继续增加对中东投资的信心。此外，中国和中东的贸易、投资关系，既有利于拉近双方的关系，也可能为双边关系制造新的矛盾和摩擦。中东的民众已经在抱怨中国产品挤占了当地产品的市场，中国企业害得当地的企业破产、工人失业。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可考虑通过双边合作、多边机构，扩大对中东基础设施、民生工程的投资。如果有多边机构致力于中东基础设施的投资，将必然在当地经济发展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并进而在政治决策中发挥积极的影响力，中国应在这样的多边机构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通过增加对农业、城市化、工业化等项目的投资，有助于改善当地的就业、促进当地产业结构的多元化，必能赢得当地的民心。如果未来中东政局将持续动荡，那么与其援助当地政府，不如直接投资于人民。赢得了民心，就可以在错综复杂的中东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
三是金融。从表面看，中国和中东在金融合作方面的潜力并不大。中东手中攥着大把的石油美元，并不需要外来的资金。但事实上，通过金融合作，可以最小的成本，最大化中国和中东之间的共同利益，且开辟中国和中东合作的新舞台。中国和中东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双方均持有大量的美元资产，而在美元可能长期贬值的背景下，双方均急需分散风险，使得外汇储备进一步多元化。可考虑中国和中东通过相互投资，互相持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相互投资的关系将有助于形成中国和中东利益共同体。与此同时，金融投资技术性较强、不会直接影响到国内各阶层的利益分配，可避开国内、国际政治的干扰。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方面，中国和中东有着共同的主张，通过进一步的交流和合作，完全可以在适当的时机提出共同的改革建议，形成统一战线。
四是意识形态。尽管中东的政治动荡没有直接影响到中国，但间接的冲击是不容忽视的。远在中东的意识形态之争，会对中国的国内思潮带来不可低估的冲击。中国不可能挑战民主、自由的价值观，也无法直接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形成对话或争论，但中国完全可以更加主动积极地，以平淡务实的发展理念，冲淡激进、进攻性的意识形态。中国应强调并坚持，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是最关键的，民族间的融合和团结高于民族自决。在沧海横流的革命岁月，这样的观念明显的缺乏煽动力。但正如邓小平提出的“发展是硬道理”最终获得举世的认同，一个朴素的道理，不厌其烦的讲上一千遍，就会变成深入人心的信念。当激情消散、铅华洗尽，人心求稳，黎民思安的时候，中国的“和谐社会”、“可持续发展”理念，最终也会得到中东民众的更多认同。在国际上的意识形态斗争中能够取得一份成绩，也就能为国内的社会稳定和政治发展做出一份贡献。
五是均势策略。没有均势，就没有平衡。物理学的定理如此，政治学的定理亦然。中东的政治游戏，主要是由几个地区大国主导的，其中包括土耳其、叙利亚、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和埃及。如今，埃及和伊拉克几乎陷入无政府状态，叙利亚处于内战边缘，伊朗面对外部的围堵，沙特阿拉伯可以自保，但难以扩张，唯有土耳其和以色列的力量尚未受到冲击。以色列的外部环境将继续恶化，而土耳其将成为地方霸主的最佳候选人。
面对这样的局势，中国应尽可能帮助中东恢复新的力量平衡。中国和埃及之间存在长期的友好关系，当埃及处于变革期的时候，中国有责任增加对埃及的援助和支持，帮助其尽快恢复政治稳定和经济增长。中国和以色列之间有着复杂而微妙的感情，中国因以色列和美国的亲密关系而不愿和以色列走得太近，但两国之间由于历史的渊源，却有着天然的好感。四面楚歌的以色列急需得到外部的支持，中国绝对不会是以色列的盟友，但可以扮演更积极的协调者、中间人的角色。这样的作用，对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对美国、对中国都是有利的。面对一个力量不断壮大的土耳其，中国应保持足够的关注。加强和土耳其之间的合作，可以使中国对未来的中东局势有更好的把握，也有助于化解中国国内的“疆独”问题，反之，如果中国和土耳其之间的敌意加深，则会使得中国在中东举步维艰、在国内深受骚扰。和这些力量消长较为显著的国家相比，中国和伊朗、沙特阿拉伯等国的关系，大体可以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逐渐谋求进一步的发展。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与经济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