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剧变与新的石油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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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动乱向中东其他地区尤其是产油国诸如沙特扩散,就极易引发新的石油危机。届时,石油市场将再次出现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冲击羸弱的世界经济

 

中东剧变与新的石油危机

管清友

中东地区的政局动荡给世界石油市场带来了极大的影响。这场剧变中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是突尼斯,并迅速波及北非和中东地区的埃及、约旦、也门、阿尔及利亚、伊朗、阿曼、利比亚、沙特等 13 个国家。之后,联合国出面干预,一些大国开始介入。目前,该地区局势尚不明朗,世界经济和石油市场面临考验。

上述 13 个国家 2009 年的原油探明储量达 650 亿吨,占全球储量的 36%,产量 9.5 亿吨,占全球产量比重近 25%。其中伊朗、沙特、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四国是 OPEC 主要成员国,沙特是全球最大油气储量和生产国,伊朗也是全球重要的产油大国,利比亚是非洲排名在前四位的产油国。

 

一、中东剧变是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外部来看,金融危机对这些国家经济冲击较大,一些国家的支柱产业遭受重创。这场剧变可以看作是此次金融危机在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延续。高通胀、高失业率引发的民生问题成为政局动荡的导火索。Twitter、Facebook 等先进实用的网络社交和传播手段加速了信息传递和不满情绪的蔓延。

从内部来看,这些国家的政治治理和政权继承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一些国家长期实行君主制,甚至出现个人独裁。加上国内民族宗教矛盾比较突出,贫富分化比较严重,对外开放程度很低,社会矛盾一触即发。

 

二、利比亚政局动荡加剧了市场恐慌

 

2 月 16 日利比亚爆发动乱以来,国际油价再度应声上涨。作为 OPEC 的成员国之一,2009 年利比亚拥有约 440 亿桶石油储量,居非洲首位;石油产量约为 165 万桶/天,居非洲第四位,其中超过 80%的产量用于出口,约 80%的产量出口至欧洲地区。

动乱爆发以来,在利比亚作业的意大利埃尼公司、西班牙的雷普索尔公司和德国的巴斯夫公司纷纷宣布停产;另外,炼油厂和石油码头的关闭使石油出口也受到很大影响。随着沙特阿拉伯开启剩余产能弥补利比亚动乱造成的石油产量损失,Brent 油价开始下跌。

然而,利比亚政局的持续动荡加剧了市场的恐慌情绪。这种担忧的情绪再次推高国际油价,纽约市场 WTI 油价也突破 100 美元/桶大关。目前,利比亚国内反对派和政府军在一些城市激烈交火,局势不明,油价继续上涨的可能性极大,市场上已经有石油危机再次爆发的担忧。

 

三、中东剧变导致石油危机的可能性较小

 

历史上曾经爆发过三次石油危机。第一次石油危机爆发于 1973 年,OPEC 国家以石油为武器对抗以色列及其支持者,使原油价格猛涨 2 倍多,从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严重冲击了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经济。第二次石油危机爆发于 1978 年,两伊战争使当时第二大石油出口国伊朗的石油出口受到严重影响,导致石油价格从 15 美元/桶上涨至 39 美元/桶,造成了经济滞涨。第三次石油危机爆发于 1990 年,美国为了维护其中东石油利益发动了对伊拉克的战争,导致伊拉克石油供应中断,国际油价上涨近 2 倍至 40 美元/桶以上。由于国际能源署(IEA)采取了充分的应急预案,以沙特为首的 OPEC 国家也迅速增产以稳定市场,国际油价很快随之下降。同前两次石油危机相比,这次石油危机的影响并不大。因此,也有人认为,1990 年因海湾战争而爆发的石油供应中断并不能称之为石油危机。

三次石油危机都伴随着油价的剧烈上涨,但是其根本原因是石油供应短缺造成的。三次石油危机都是由石油产量的剧降促发的,第一次是阿拉伯国家的联合限产,第二次是伊朗的产量剧减,第三次则是伊拉克、科威特产量的降低。

从危机程度来看,在第三次石油危机中,由于各方积极释放石油储量,使世界石油供给很快得到恢复,平抑了高涨的油价,因此第三次石油危机的影响程度很低。从这方面可知,供应短缺造成了油价上涨,油价上涨只是石油危机的特征,不能以短期内油价剧烈上涨来判断石油危机的到来。

利比亚作为非洲第一大石油资源国,石油产量位居非洲第四位,并且生产的是高品质原油,替代性较差。动乱以来,外国石油企业纷纷停产撤离,致使利比亚石油产量锐减 50%左右。2010 年以来,随着世界经济从金融危机中逐渐复苏,各国石油消费也在逐步恢复,从而使世界石油市场处于供应偏紧的状态。利比亚产量的锐减加剧了世界石油市场供应偏紧的程度,极大地刺激了市场的恐慌情绪,导致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但是,利比亚动乱难以导致新的“石油危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利比亚的石油产量虽然位居非洲第四位,但只有世界石油产量的 2%左右。按照损失 50%计算,利比亚动乱造成的世界石油产量的损失只有 1%左右,影响非常小。以 2009年利比亚石油主要出口去向计算,利比亚的石油出口占意大利石油消费的 26.7%左右;占德国消费的 7.6%左右;占中国消费的 0.2%;占法国消费的 7.2%左右;占西班牙消费的 8.0%左右。可见,利比亚动乱对欧洲地区的石油供应影响较大,尤其是对意大利的石油供应。但是,对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美国、中国、日本等国家而言,利比亚动乱对其石油供应几乎没有影响。

其次,经过三次石油危机,世界主要石油消费国纷纷建立了石油安全保障体系,通过分散进口来源、建立石油战略储备等措施,有效的规避了短期内石油产量剧烈波动产生的风险。目前,IEA 拥有约 16 亿桶的战略石油储备,能够满足其成员 145 天的进口需求,因此能够有效的降低供应短缺风险。

再次,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国仍然具有剩余产能。目前,OPEC 剩余产能将仍处在较高水平,市场调节能力明显增强。OECD 石油库存总体仍处于历史高位,美国仍维持较高库存。2月 25 日,沙特宣布释放剩余产能,保证欧洲的石油供给,迅速缓解了市场的紧张情绪,使国际油价出现回落。目前,沙特约有 500 万桶/天的剩余产能,因此能够有效的填补利比亚动乱导致的石油供应缺口。美国也宣布,必要时候动用石油储备以平抑油价。

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来说,利比亚动乱难以从根本上动摇世界石油市场的基础。短期内造成市场的恐慌情绪从而导致国际油价的上涨也属正常现象,但这并不能预示世界石油危机的到来。相反,当石油消费国启动各种应急措施以及石油生产国释放剩余产能的时候,国际油价预计会很快恢复。

 

四、不确定性因素依然存在

 

然而,国际油价依然具有上行的可能,原因有二:一是利比亚动乱持续,市场预期继续悲观;二是利比亚动乱向中东其他国家扩散,波及到沙特等其他石油生产国,造成世界石油产量下降。第一种情况下,只要市场预期得到恢复,油价也会逐步恢复正常,不会造成石油危机。第二种情况下,世界主要石油生产地区的石油产量下降,势必会加剧世界石油市场供给紧张的局面,极有可能酿成新的石油危机。但现在看来,中东剧变扩散至沙特、伊朗的可能性较小。

利比亚动乱向中东其他地区的扩散可能性很大,许多不确定因素依然存在,导致石油市场动荡的原因也没有消除。

一是茉莉花革命的连锁反应。源自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已经波及到埃及、也门、伊朗、巴林、约旦和利比亚等国家。中东地区国家的民众都面临着专制统治或强人统治的相似状况,都有较高的民主诉求,尤其是在政府无法有效解决众多社会问题的情况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以及埃及革命的成功犹如一剂强心针,对该地区的民众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这种精神力量非常容易通过网络扩散到中东地区的其他国家,使其成为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

二是动乱源自国内经济社会矛盾。三次石油危机时,中东地区面临的主要是阿拉伯国家与非阿拉伯国家之间的、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而此次动乱则不同,主要是由于国内民众不满专制政府的统治而产生的,反映了民众与政府之间的矛盾,就连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动乱的爆发也措手不及。广大民众自下而上的民主诉求和民主意识的觉醒已经形成了一股潮流,这股潮流极有可能继续扩散。

三是利比亚国内局势尚不明朗。从目前的形势来看,卡扎菲以首都的黎波里为据点,控制着部分军队和雇佣军,并有属于其本人的第二大部族 Gadhdhfa 以及忠实盟友 Magarha部族的支持。反对派以班加西为据点,成立了临时政府,控制着利比亚东部地区。近两天来,双方在一些城市展开了激烈的交火,但都未取得实质性的胜利。卡扎菲政府不顾道义,公然对示威群众动用武力,受到了全世界的谴责。美国也宣布必要时要对卡扎菲政权进行武力打击,但是迟迟未见动手。如果没有第三方力量的介入,卡扎菲与反对派之间的战争将会长期持续下去,双方都不具备必胜的实力。利比亚动乱的时间越长,产生的影响就越大,辐射效应就越强,越会威胁到原本安全形势就非常脆弱的中东地区的稳定。

BBC 最新报道称,卡扎菲已派代表来到班加西和反对派协商,希望以自己离开利比亚来获取反对派组织全国过渡委员对他和他家人安全的保证,但遭到了反对派的拒绝。如果利比亚局势能够很快实现稳定,那么中东局势和国际石油市场则有望很快稳定下来。

中东地区拥有超过世界 60%的石油探明储量;35%的世界石油产量;40%的石油出口量,因此对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虽然随着世界其他地区石油的不断发现与开采,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已不及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但是其“石油心脏”的地位仍在,仍是西方国家极力维持稳定的地区之一。即便此次中东局势稳定下来,该地区的诸多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这里依然是全球地缘政治的一个热点地区。

近期,一旦动乱向中东其他地区尤其是产油国诸如沙特扩散,就极易引发新的石油危机。届时,石油市场将再次出现供给严重不足的现象,冲击羸弱的世界经济。新的石油危机是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的,国际社会应尽快介入利比亚国内的冲突,防止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确保世界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管清友,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