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nday, Apr 29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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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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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曼最近又推出了一本新书《未来十年》,他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日本才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潜在对手。非洲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新的民族国家将从一系列战争中浴火而生。

 

回归均势

何帆

 

乔治·弗里德曼是美国著名国际战略学家,也是战略智库stratford的创始人。他一贯的风格就是语出惊人。在其畅销书《未来100年大趋势》中,弗里德曼谈到:21世纪美国不仅不会衰落,反而会蒸蒸日上。21世纪才是美国的世纪。美国在未来半个世纪遇到的威胁是咄咄逼人的俄罗斯。俄罗斯借能源价格上涨之契机悄然壮大了自身力量,而出于对自身安全的担忧,不可避免的会对外扩张。但是,俄罗斯的扩张最终又会耗尽自己的实力,到头来,可能再度萎缩。一旦俄罗斯出现了退缩,就会在其周边留下地缘政治的真空,于是,一批新兴的区域性霸主将乘势兴起。按照弗里德曼的预测,在俄罗斯的西部会是波兰,在高加索的南部将是土耳其,在远东地区将是日本。弗里德曼最耸人听闻的预言是,到最后颠覆美国霸权地位的可能是墨西哥,因为源源不断的墨西哥移民会逐渐模糊美国和墨西哥之间的边界。当然,那可能是发生在22世纪的故事了。

弗里德曼最近又推出了一本新书《未来十年》。在这本书中,他也有很多令人意想不到的判断:他认为美国必须和以色列拉开距离,但要和伊朗重修旧好。美国要忽略阿富汗,但是要支持巴基斯坦。他认为,中国根本就不是美国的对手,日本才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潜在对手。非洲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新的民族国家将从一系列战争中浴火而生。

乍听起来这些论断似乎匪夷所思,但其背后有其独特的分析框架作为支撑。和《未来100年大趋势》一脉相承的是,弗里德曼在本书中仍然非常注重地缘政治。地缘政治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均势。各国之间如果能够达到微妙的力量平衡,国际政治局势就会相对稳定。均势一旦遭到破坏,就会出现冲突甚至战争。世事如棋局。弗里德曼谈到,在纷繁复杂的国际格局中要想维持美国的帝国大业,需要回归均势原则。

纵观历史,帝国的全球战略总是分而治之,寻找均势。当年古罗马和大英帝国正是这样做的。古罗马和大英帝国在初期开疆拓土,一旦帝国成型,就转而通过在各个不同的地区安插不同的傀儡以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帝国的高明之处在于,借助经济和外交手段拉帮结派,但小心的使敌对的力量间保持相对的平衡。过去,美国也是使用离间计、三角计的高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早期,美国一方面尽量推迟直接参战,另一方面则在西部支持英国防御德军,在东线游说苏联人与德军浴血奋战,最后等双方两败俱伤了,自己才出山,坐收渔翁之利。

弗里德曼认为,对美国的利益最为攸关的地区仍然是中东。现代中东政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这一地区基本上都归属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奥斯曼帝国作为战败国,陷于土崩瓦解。欧洲列国肆意瓜分中东地区,种下了这一地区冲突与仇恨的种子。英法两国在一战期间就秘密签订了塞克斯—皮科协定,将奥斯曼帝国的行省叙利亚一分为二。20世纪20年代,由于法国的支持,黎巴嫩宣布独立。

黎巴嫩的国名源自该地区的黎巴嫩山,但这个新的国家不仅没有共同的历史,也没有统一的民族、宗派意识,它唯一的标志就是和法国之间的紧密联系。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支持其盟友,曾经统治过阿拉伯半岛西部汉志地区的一个穆斯林宗派哈希姆族人。但是,在一战后发生的一次冲突中,沙特人一举击败哈希姆部落,于是英国便将阿拉伯半岛的统治权拱手相送,这就是今天的沙特阿拉伯王国。为了安抚哈希姆人,作为弥补,英国把伊拉克地区划归其掌管。哈西姆人在伊拉克也没有能呆下来。1958年伊拉克爆发了军事政变,哈希姆人迁至以安曼为中心约旦河东岸的北部地区。这就是后来的约旦王国。阿拉伯半岛在历史上,从来没过出现过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约旦和巴勒斯坦这些国家。

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大批犹太人开始迁居中东,梦想着建立他们的犹太家园。外来的犹太移民和当地土著的阿拉伯人出现了越来越深的仇恨。在阿拉伯人看来,以色列是一个异物,是眼中钉,肉中刺。历史上并没有一个叫巴勒斯坦的国家,巴勒斯坦人的民族情绪正是1967年之后在反对以色列占领的抵抗运动中逐渐培养起来的。美国在1948年就承认了以色列独立,但最初,美国并没有对以色列产生浓厚的兴趣。当时美国关心的是和苏联的冷战,因此在冷战前线的希腊和土耳其才是美国的战略重点。以色列最初的盟友也不是美国。以色列最早曾经投靠过苏联。苏联通过捷克斯洛伐克向以色列输送武器。但这一联盟关系很快宣告破裂。以色列又想从法国那里得到保护。但以色列后来没有听取戴高乐的劝告,悍然发动“六日战争”,从此失去了法国的武器支援。在约翰逊总统任期内,美国才和以色列越走越近。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势力已经渗透到了叙利亚和伊拉克,于是,以色列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意义一下子得到了提高,是美国深深的插入中东的一个楔子。

在过去,美国一直在中东奉行均势原则,当伊拉克力量强大的时候,美国支持伊朗,而当伊朗爆发宗教革命之后,美国又支持伊拉克。美国通过向以色列提供武器支持,牵制了叙利亚和埃及的力量,确保了美国地中海舰队的安全,并能缓解土耳其问题带来的压力,可谓左右逢源。但是,这种均势在现在却遭到了美国自己的破坏。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使得伊拉克一蹶不振,反而使得伊朗的力量迅速扩大。1978年埃及和以色列和解之后,以色列在中东已经成为一个强者,由于其周边邻国相互猜忌,没有哪个国家能对以色列带来实质性的威胁。但美国和以色列走得太近,却带来了阿拉伯世界反美情绪的高涨。以色列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为战略上的“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因此,弗里德曼建议,只要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还存在着矛盾冲突,美国最好逐渐拉开和以色列的距离,以免陷入泥潭。同时,伊朗对美国来说已经成为一个强大的对手,它不仅能直接威胁到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稳定,和黎巴嫩真主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且能随时切断霍尔木兹海峡的航道,阻碍波斯湾的石油运输,从而给全球经济造成混乱。弗里德曼谈到,正如罗斯福在二战时与苏联缔结和约,以及尼克松在20世纪70年代出访中国一样,无论有多么不情愿,美国现在需要对伊朗示好,这样才能保持中东的均势,阻止最糟糕的情况发生。如果美国不和伊朗修好,以色列有可能会对伊朗发动单方面袭击,并希望自己的这一行动会导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从而将美国拖入这场冲突之中。假如美国和伊朗之间能够达成谅解,以色列就没有机会这样做。与此同时,美国还会扶植一个能够和伊朗相抗衡的中东国家,从当前的局势来看,土耳其可能是阿拉伯世界地区霸主的唯一候选人。

从弗里德曼对中东局势的分析,我们就可以找到其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凡是在均势被打破的地方,就要想法设法制造矛盾,在矛盾中利于不败之地。在南亚地区,弗里德曼谈到,阿富汗对美国来说不具有至关重要的战略意义,相反,如果巴基斯坦垮掉,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南亚地区,印度太强,巴基斯坦太弱,这是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因此,美国应将战略重心放在巴基斯坦,同时遏制印度的快速崛起。为防止印度海军不至于发展到危及美国利益的程度,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说服印度把国防开支转移给陆军和空军,而不是加大海军投入。要实现这一目标,美国成本最低的方式就是为印度制造一个长期敌人,那就是支持和加强巴基斯坦的军事实力,这样,就会让印度的国防战略更多的关注于陆路,而不是海上。

在欧洲,美国可能面对的最大威胁是德国和俄罗斯的结盟。俄罗斯亟需德国拥有的高新技术,而德国则需要俄罗斯的自然资源。充分利用这种互补性关系将成为俄罗斯未来 10年的核心战略之一。美国必须采取必要步骤应对俄罗斯与德国成为盟友的可能性,不遗余力地设法削弱德俄之间的这种协作关系。一方面,美国可以加强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关系,借欧洲其他国家约束德国东进,尤其是,美国很可能会加强对波兰的支持,把它打造成一把地缘上的铁道扳手,重重地砸在德俄接近的制动引擎上。另一方面,弗里德曼建议,美国应对俄罗斯有取有予。他建议美国放弃对格鲁吉亚的支持,因为这超过了美国履行承诺的能力,且格鲁吉亚对美国的战略意义有限,作为回报,美国应和俄罗斯做笔交易,将其势力渗透到阿塞拜疆。阿塞拜疆在地理位置上和俄罗斯、伊朗均有更长的疆界接壤,与土耳其关系密切,且是主要的石油产地,对美国在这一地区实施战略意图能提供有力的支撑。

在东亚地区,弗里德曼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潜在敌人,但是对日本却非常警惕。他认为,中国缺乏参与国际事务动机,缺少对国际事务的具体操作实践,再加上严重的国内问题,在未来 10 年内中国仍将全身心地关注其下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但日本的经济实力位居世界第三,海军规模名列该地区之首,其实力不容忽视。西方经济学家把日本经济陷入“滞涨”戏称为“失去的 10 年”,这是对日本的轻视和大意。日本是个高度团结的民族,在过去 20多年,他们不惜以牺牲经济增长为代价,维持了全民就业。但是,日本也面临着生死存亡的问题。日本的人口出生率则降至每个妇女生育不到 2.1 个孩子,随着人口规模不断萎缩和人口老龄化程度日甚,日本已经无力支撑庞大的退休群体。日本又是一个单一民族的国家,难以通过移民的方式缓解人口老化的压力。更要命的是,日本资源奇缺,这使得日本有极强的对外扩张冲动,但一旦日本发展自己的军事力量,尤其是海军力量,就会和美国的利益产生冲突。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日本也有可能铤而走险,引发东亚的不稳定局面。

弗里德曼深知,如果美国在全球政治上要采取均势策略,首先要调整的恰恰是国内的政治风格。美国就像一个进入青春期的小伙子,身体发育已经成熟,但是心智上却仍然是幼稚的。民主价值、宗教信仰,都能左右美国的外交政策,而一旦出现敌人,比如 9·11 恐怖袭击,美国又会陷入神经质的恐慌。国内民众既不了解全球政治经济形势,又不认同传统的密室外交的风格,国内的民意时刻影响着美国的对外政策。这不由得使弗里德曼在开篇第一页就强调,这本书关注的是人----能够信奉马基雅维利式的政治信条,熟练的进行成本与收益的政治计算的美国君主。他引用《新约全书》(The New Testament)中的话:“我是个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在弗里德曼看来,美国已经从青春期进入壮年。美国的政治体制也必须学会成熟,这样才能渡过未来波澜起伏的十年。遗憾的是,这可能恰恰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阿喀琉斯之踵。

 

(何帆,中国社科院世经政所研究员,长策智库 GMEP 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