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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骨干医生和护士实行年薪制，奖金分配则按照“星级管理”，星级越高奖金越多。医生总是面带笑容，聊病情就像聊家常一样。

自今年2月11日，卫生部、中央编办、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和人保部制定的《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下发起，作为新医改“重头戏”的公立医院改革“路线图”终于呈现在了公众面前。

在“把维护人民健康权益放在第一位”的指导思想下，如何让患者、医护人员和公共财政在改革中实现“共赢”，成为决定公立医院改革成败的最基本也是最根本的问题。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各地代表委员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广泛讨论，其中，有关“广东高州模式”的讨论，引起了国务院参事任玉岭的注意。今年4 月23日—28日，他专门奔赴广东省高州人民医院进行实地考察，结果令他大为惊讶。

这个地处山区的县级二甲医院，是否真的具有公立医院改革样本的价值？任玉玲参事的调查报告或许能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高州模式”调查

高州人民医院（下称“高州医院”）位于广东省粤西山区，占地10万平方米，建筑总面积23万平方米；在职员工1300多人，中级、高级职称资格医务人员382人，资产总值8.5亿元。这家医院在不要国家一分钱的情况下，医疗事业开展得红红火火。由于服务一流、价格低廉，不仅得到了当地百姓的高度好评，而且还迎来了全国各地乃至东南亚、美国和非洲的病人，被人们称为“平价医院”、“百姓医院”。

这一切是如何做到的？怎么让患者少花钱？

为防止医生在诊疗中滥用药、滥检查、滥收费，高州医院成立以退休返聘的专家为主的医疗质量控制专家组，独立于各科室的利益之外，严肃查处“三滥” 行为。

严禁滥用药：高州医院对医生用药进行严格控制：能用便宜的绝不用贵的，能用国产的绝不用进口的，能用单种药绝不用多种药。为保证“三用三不用”落实好，医院还制定了《病程记录的七个书写模式》和《抗菌药物分级应用指南》，并要求医生用药时写明理由；医院考核不与科室创收挂钩；同时规定平均处方金额不能高于80元。

严禁滥作检查：医院规定，需要进行医疗检查的患者医疗指标阳性率要达到70%～80%，低于这一标准，开具检查的医生要受处罚。

严禁滥收费：在很多大医院，几乎把70%的医生都放进了“专家”栏，收“专家挂号费”由十几元到几百元不等。在高州医院，无论是院长、主任医师还是普通医生，挂号费都是3元钱。在诊治过程中，由于受“进口比国产好，贵的比便宜好”观念的影响，有些患者和家属会主动要求用进口药品、器械。而在不影响疗效的前提下，医生会说服患者用国产的、便宜的；说服不了的，则需要医生写申请，患者在申请上签名，报设备科或药品采购科，最终由院长审批。

如果发现医生有“三滥行为”怎么处理？罚款、记过、记入档案、全院点名批评，并影响以后的提干、晋升、进修等。

最终效果：该医院2004年－2009年人均门诊处方费仅为75.75元，平均每位患者的住院费仅为4964元，药物收入在医院总收入中仅占35%（远低于很多同等级医院50％的比例）。

如何根绝“红包”？

为正医德医风，保证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公平、满意的医疗服务，高州医院对医护人员设置三道“高压线”：不收受患者的红包礼物、不赴约患者的宴请娱乐、不分患者的贫富贵贱。

院方将“三不准”公布于媒体，并将条例做成铜牌立于每个病区的通道。由于在很多地方“红包”已然成风，对于难以当场拒绝的红包，医护人员为令患者放心，往往“退肉留皮”：只留下红包皮，把现金都交作患者的住院按金，并把按金单还给患者。

为保障规定得到严格执行，院方专家组每天随机到各科室抽查；每周院长带队进行全院性大查房；每月召开一次全院性医疗质量点评督查会。

除了明查，医院还通过暗访和患者反映来预防。暗访是由医院成立医德医风领导小组，随机和抽查到的住院或者门诊患者进行面对面调查，由患者当裁判。患者还会在《高州市人民医院医德医风问卷表》上，在“医生护士是否向您索要或暗示收受红包礼物”以及“检查”、“收费”、“服务”等项目上对医院服务进行评价。

暗访制度每日都在被调查科室事先不知情的前提下进行，每天都有暗访队员下去，每个月对每个员工暗访一次，每天暗访组3个人再请几个非本院人员，对医院1300多医务人员进行暗访，督导组独立于各临床科室利益之外的，直接归属院长领导。

“触线”违纪的医务人员一经被揭发查实，其月奖金停发，年度评优、晋升予一票否决，甚至解聘。包括院长在内的所有医护人员的手机号码，也向社会公开，全方位接受群众监督。

这样一来，拒收患者的红包礼物，全心全意为患者服务，逐渐成为了员工的自觉行动。

医院开支怎么才能降低？

长期以来，药品采购环节不透明，巨额回扣等灰色收入让药品价格从厂家到医院一般要翻数个“筋斗”，并最终成为“看病贵”顽疾的祸源之一。

为了防范医药、设备采购“幕后交易”造成医疗成本大幅提升倒逼医疗收费增加，高州医院采取“阳光采购”措施，每次采购都会成立临时采购小组，领导成员概不参加，采购专家临时随机抽调，入组后收掉手机，集中工作，不再与外界联络，完成任务后立即解散。

特别是在设备耗材购买方面，医院坚持“最大最小”原则，即型号最新、质量最好、费用最小。100万元以上的设备在网上公开招标；100万元以下的设备或耗材，则由应用科室、设备科、院领导一起选三四家供货方议价，货比三家。

此外，由于药品和设备耗材采购量大，高州医院经常跳过代理商等中间环节，直接和医药企业谈判。先由药企报价，择优确定采购对象，并在医院大厅和网上公示7天。期间如有更优选择出现，则再选择，再公示，如此反复。

医院曾经采购一种特制病床，开始与3、4家厂商谈判，最终价格确定在2280元。公示期间，又有几家企业找上门，相同材料，最低报价仅为1700多元。再次公示7天后，又有厂家找上门，最终医院以1500多元买下了这套病床。

为了省钱，高州医院几乎“抠”到极致。救护车每个月的用油量，院长要亲自过目；医院成立了3个人的缝纫组，自己做手术服和患者服，每件可节省开支十几元。

通过这些做法，医院既保证了采购的廉洁性，又很好地“砍掉”了采购的虚高价格，节约了开支。2002年—2009年，高州医院节省药品采购费2.2亿元、设备耗材采购费6000多万元，大大减轻了病人负担和院方的医疗成本。

此外，医院的基础建设也节约成本到了极致。医院已经投入使用的新大楼，建筑面积35000平方米，仅用资8000万元。大楼前的喷泉水池，建筑图纸就是院长直接用脚在地上圈出的一个圈，连设计费都省了；新大楼的地砖，报价56元/块，经院领导班子侃价，最后以每块十几元拿下。

医院靠什么盈利？

在医疗费用大幅减低的同时，如何保障自身的盈利和发展？高州医院的解决方案不是“向政府伸手”，而是“薄利多销”。

以医疗设备器械为例，其属于医院的固定资产，当医院的患者数量增大时，每一患者的平均医疗成本就会降低。高州医院拥有先进设备500多套，以“薄利多销”战略，能使更多需要检查的患者负担得起，做得起检查，从而使医院可以尽快收回成本，实现医院与患者的双赢。

例如2003年医院引进了德国爱丽丝第六代准分子激光治疗系统，治疗近视眼每眼总费用才1000元（仅相当于同期绝大多数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一左右）。因此吸引了大量患者就医诊治，开诊第一年就治疗2000多名患者，医院短短两年就收回投资成本，患者也得到了实惠。

高州医院还实行了单病种限价收费。先天性心脏病房（室）缺损修补术每例由1.8万元降到5000元，风湿心瓣膜置换每例由3.5万元降到2.5万元，冠状动脉搭桥术每例由4.5万元降到3.5万元……收费标准通过互联网、媒体、院内宣传栏等途径公示。

低价公示吸引了大批患者，现在到高州医院求医的已有28个省区市的患者，最远有来自美国、印尼和非洲赞比亚的病人。从2001年-2009年，高州医院年住院患者从2.31万人次增加到6.06万人次，增长162％；年手术量从0.75万例增加到1.76万例，增长135％；年门诊量从45.14万人次增加到78.67万人次，增长74.3％；年总收入从1.2亿元增加到4.8亿元；资产总值从2.1亿元增加到6.3亿元，增长200％。

医生高待遇从何来？

业务量增大了，监督加强了，如何保障医护人员的待遇以留住人才？

有的医院一边轰轰烈烈地遏制大处方、大检查，一边却把科室、医生的收入与创收多少挂钩。高州医院却并不如此，医院骨干医生和护士实行年薪制，奖金分配则按照“星级管理”，星级越高奖金越多。高州医院的星级服务每半年评选一次，最高级是五星，评上者每月奖金300元，年终还有奖；四星则每月奖100 元，三星则不奖不罚，但低于三星则要处罚和扣钱。医院会对门诊及住院部各科室患者发放问卷调查，若患者有一样评分不满意，或投诉某个医护人员，医护人员就不得参与星级服务评选，原有的奖金也要扣除。考评结果以医护人员佩戴1～5颗星胸牌为体现，星数多少与奖金、晋升和评先挂钩。两星以下的，离岗接受再培训，职称低聘一级。服务的好坏，主要是随机调查患者、由患者说了算。通过星级服务，真诚地关爱患者逐渐成为了全院员工的自觉行动，深受患者称赞。很多患者说，在高州医院，医生总是面带笑容，聊病情就像聊家常一样。

为了留住人才，高州医院还有“杀手锏”：工资和住房。在高州县城，一般科级公务员的工资在1500元～2000元不等。而高州医院所有职工最低年薪不少于4万元，主任级医师的年收入一般有十几万元，高的达到二十几万、三十几万元。这样的收入在高州这个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显得十分惹眼，也解决了偏远地区、基层医院留不住人的问题。

医院把 9幢144套150-200平方米/套的楼房，无偿分给医疗骨干居住。目前医院63个临床科室的正副主任，中青年骨干占了90%，平均年龄38岁。除此以外，医院还在不少小区内租了房子，供医院职工住宿。

高州医院呼吸内科主任伍良说：“我们的福利很人性化。比如，我家里的煤气用完了，要换煤气罐，不用我自己操心去联系。医院专门有机构帮我们与煤气公司协调，24小时服务。我们解除了后顾之忧，就会更好的为患者服务。”

医疗水平如何提高？

在高薪留人才的同时，高州医院的用人制度也走出了一条简单实用的道路：

人才实用化。不过分追求高端人才；不唯学历、不唯职称、不唯资历、只唯德能；在重点科室掌握了高新技术的是人才；在一般科室掌握了适宜技术的也是人才；只要满足了患者就医需求的都是人才。

全员学习化。送出去：每年有计划选送员工外出进修，进修期间享受有工资、有奖金、有全额学费资助的“三有待遇”，以激励其努力学习报效医院；请进来：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医院紧密合作，聘请各个专业的著名专家前来传、帮、带；院内学：各科室每月都举行科内学习交流会，由资深医生护士轮流主讲专科新进展及心得体会，形成学习制度化、工作学习化的风气。

通过采取上述措施，一大批“自己的人才”在高州医院成长起来，形成了将近400人的中高级人才群体。近年来该院开展了国家“十五”和“十一五”科技攻关项目4项，填补了华南地区技术空白4项。仅2007年以来就有《全胸腔镜微创心脏手术的临床应用推广》获得广东省科技成果推广项目，《医院层面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五建立”创新模式研究》获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心脏外科手术量2009年更达1801例、居全国前十名，基本满足了群众治大病、治重病的需求。
(本文来源：中国经济周刊 )

6月22日至24日，卫生部调研组进驻广东省高州人民医院展开调研。调研组高度肯定了高州人民医院的发展经验，并将向更高层领导汇报。高州人民医院的医改实践或将作为医改的普适性经验，在国家层面上推广。

平民医院破医改困局

“提高技术、降低收费”是高州人民医院一直以来的办院方向。2009年，该院开放床位2300多张，年门诊病人78万人次，年住院病人达到6万多人次，广州的一些三甲医院还达不到这个规模。

一方面是多数医院看病收费继续上涨，另一方面是高州人民医院坚持有效、廉价的医疗服务。2010年第一季度，广州市门诊、住院费用继续上涨。住院费用平均为 13012元，增长6.59%。广东省人民医院以平均每位住院病人花费28320元的高价，雄居综合性三甲医院之首。而2004年至2009年，高州人民医院平均每位住院病人总费用仅为4964元。该院“龙头科室”心脏外科以日均6-10台手术，治愈了无数贫穷的心脏病人。达到省级医院技术水平而收费低廉如此的县级医院，全国仅此一家，堪称全国最牛县级医院。低价优质的医疗服务，吸引了全国各地的病人到此就医。

有专家指出，由于镇村两级医疗机构技术水平较低，无法满足农民的就医需求。县级医院在医改中占据重要位置，尤其对于卫生资源的均等化和普及性，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具有重要意义。

“安全、有效、方便、价廉”已被定为医改的方向和目标。5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世界医药卫生发展趋势和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问题进行的第二十次集体学习上，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建立健全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医疗卫生服务，是党和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是山区农民的儿女，农民卖猪、卖牛到医院看病。如果钱花完了还看不好病，我们医院也就完了，谈何发展？”朴实的话语，让很多到高州人民医院调研的医院管理专家对院长钟焕清刮目相看。地处粤西贫困县级市，高州人民医院寻求发展只能走平民化道路，实现患者、医院和社会三方的共赢。

杜绝回扣大幅降药价

近日，有媒体曝光了一种出厂价15.5元的药品，经层层加价，最终被以213元的高价卖给患者，其中仅药企给医生的回扣就有80元。这种“天价”芦笋片，只是药品购销黑幕的冰山一角，而部分医生收受药品回扣已是行内公开的秘密。

不仅是高药价，昂贵的一次性耗材和检查费用，同样也是“看病贵”的幕后推手。在医疗器械公司背后，“医药合谋”的影子也经常出现。

而对于切断医生和药企的灰色链条，杜绝医药回扣，高州人民医院有自己的一套做法。医院领导层不直接参与采购，由100多名专家抽调组成临时采购团。从抽调开始至采购结束期间，采购团成员被禁止一切对外联系，采购完当场解散，下次再随机抽调。

采购中，同类药一般只采购一种，国产、廉价的药品和器械优先采购。医院对药品、器械采购结果进行公示，同等物品若有更低价格出现，则再次采购。

高州人民医院2009年营业额4.8亿，药费约占35%。按照国家规定的药品可在进价基础上加价15%的比率，并扣除药品流通所需的人力、保存等成本，高州人民医院一年药品的利润仅1000多万元。在院长钟焕清看来，仅靠药品加成的收入，高州人民医院盖不起近20层的外科大楼、内科大楼和心脏大楼，买不起众多先进的设备。医院的利润来源于管理、服务产出的效益，再加上提高医务人员积极性和有效控制人力成本。这些方法既确保了医院的利润，也降低了患者的费用。

“药费上涨只指责医院是不对的，一些医生受到医药公司的‘绑架’，从中得到好处，却让医院背负骂名。”钟焕清认为，要杜绝医生和药企的幕后交易，不然，“院长管住了医生的人，药企却管住了医生的心；院长没有了权力，药企成了真正的‘院长’。”

钟焕清认为，要实现药品、医疗耗材大幅度降价，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以全国医药市场需求为筹码和国内外医药企业议价。仅以一家医院的需求和企业谈判，实现不了药品、耗材成本大幅度下降的目标。不过，在现阶段，高州人民医院的做法仍是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

卫生部调研组详细听取了院长钟焕清关于降低医院成本的见解。卫生部官员透露，阻断药企和医生的幕后交易链条，已经提上议事日程，成为卫生部重点关注的问题。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汪洋：“高州市人民医院创造平价奇迹，高州模式值得学习。”

卫生部部长陈竺：“这个案例好，公立医院，尤其是贴近基层的市县级的公立医院要都办成这样，该有多好！坚持公益性第一位，要讲精神，要有好的带头人、班子和制度。建议将此典型作为创优争先和公立医院改革先进单位予以宣扬。”

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如果全省很多公共企事业单位都能做到像高州市人民医院一样，那么很多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就容易解决了。”（来源：南方农村报 作者：朱雄慧）

21世纪经济报道 李芃

新医改启动已倏尔一年。

2009年4月6日，中央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出台，正式吹响了新医改的号角。

同年8月底，基本药物制度推出，并于年底开始实施，计划于今年上半年扩展到全国60%的基层医疗机构；今年2月初，关于公立医院改革试点的指导意见出台，16个国家级试点城市同时开展不同侧重的试点；与此同时，医保扩面提质的工作也在不断地推进。

一眼望去，新医改的部署全面覆盖了医疗保险制度、医院管理体制和药品流通体制这三大关键领域，“三驾马车”齐头并进，气势逼人。统计数字显示，新医改第一年的投入即达3900亿，超额完成“三年8500亿”的目标任务。

然而也恰恰是在一周年之际，暴利1300%乃至2000%的天价药品频现，医保药品突击涨价，基本药物制度也因补偿不足而陷入困境。新医改的肇始之因“看病难、看病贵”并没有得到有效缓解。

周而复始。谁阻碍了新医改继续向前的步伐？

是不是钱的问题？

东部沿海某省会城市早在国家有关指导意见出台之前的1月份就确定了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医院，然而半年过去，改革未见丝毫动静。该市卫生局改革办负责人告诉记者，主要是在和财政“讨价还价”。据测算，3年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共需补偿80多亿元，每年的投入超过26亿元。这相当于该市年财政收入的10%、全年GDP的6%。

对比一下全国的数字，就知道上述目标有多难实现：2009年中央财政卫生投入1277亿元，占中央财政总支出的2.9%，中央和地方政府卫生总投入为3900多亿元，仅占GDP的1.16%。

根据政府工作报告，2010年政府预算卫生投入为4439亿元，仅比2009年政府财政支出增加0.1个百分点。

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认为，卫生投入比例不明显提高，医改的蓝图难以实现。他认为，今后3年对卫生事业的投入，应不低于政府财政预算的5%—8%，并应立法作为长久保证。

江苏省镇江市卫生局局长林枫认为，政府投入当然非常重要，但另一方面，资金面的相对紧张就须在制度设计和运作监管等方面下功夫。镇江的卫生事业年均投入只有2亿元，但是作为全国医保试点城市，靠创新率先做到了制度并轨和医保全覆盖。

陕西神木更是以一年多的实践佐证了这一点——改革一年来，神木每人“免费医疗”的花销是330元，完全在政府财政支付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卫生部部长陈竺认为“大概1/5的县都可以做起来”。前民政部官员王振耀算过一笔账：如果全国都按照神木的标准实行公费医疗，只需4300亿就可以完成——较之于目前每年7万亿的财政收入，这只能说明“有了钱不会花”。

引进社会资本被诸多公立医院视为一条突破之路，但此次新医改从一开始就否定了这种可能。江苏省医院管理协会的一位负责人向记者分析，卫生部此举是想倒逼财政部，多拿出钱来补偿公立医院。“教育投入还有(占GDP)4%的立法保障呢。”多位卫生界人士都曾提出，希望能享有“国民待遇”。错综复杂利益局

“不搞‘以药养医’，医院怎么活下去？”位于南京的一家省属三甲医院院长直言不讳地反问。据介绍，南京鼓楼医院的药占比号称全省最低，为46%。这种局面短时期难以扭转，而且15%的固定加成率，使药价越高越受大医院青睐。

江苏省医药商业协会的会员企业反映，基本药物制度在基层实施后，江苏省规定三级医院也要参照执行，即基本药只能在其中标价基础上顺加15%来卖。这大大低于三级医院以前执行的价格，于是他们就向药品中间商转嫁压力，要求继续保持以往的“返点率”。

“利润的40%—60%都给了医院，再由院方和药师、医生分成。”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药品流通业人士向记者抱怨，不然即使中标了，医院不用你的药，损失更惨。

据了解，药品生产行业的平均毛利只有3个点，10%都是高的。那些“天价药”的暴利，都被流通商和大医院瓜分了。

但实际上，药品生产企业也不是“局外人”。为了保证自己的药进入医保目录，他们就要四处“活动”。一位跨国药企人士透露其中“诀窍”：进国家目录很难，一般都是想办法进入省级增补目录，这样效果是一样的，但“搞定”省级层面的人员要容易不少。

另一方面，由于医保目录药物，特别是基本药物的价格相对被压得较低，生产企业需要通过提高非政府定价药品的价格来弥补利润损失。通常来说，企业会先向省级物价部门上报虚高价格，成为省级限价之后，再向上传导到国家发改委，以求影响国家层面的指导价格。

镇江医保局局长陈新中认为，医疗保险作为一支重要的买方力量，应该发挥对医疗和用药过程的监督作用，避免为“天价药”买单。由江苏省医保管理中心牵头，镇江医保局正在进行“医保谈判机制的运用”课题研究。

武汉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王保真教授提出，医疗保险讲求“大数法则”，最好是把医保独立出来，作为一个险种单独运作。但目前新农合归卫生部管理，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医保都由人保部管理，这种“分而治之”的局面不利于医保基金提高使用效率。改医先改政

正是意识到新医改的“牵一发而动全身”，国家从最初的改革方案设计开始，就协调了十六部委共同参与，组成联合工作小组，由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卫生部作为组长单位牵头合作。

然而当新医改进入实操阶段，部门之间的协同整合并不理想。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表示，目前医改已进入极为复杂和艰难的阶段，首先财政的投入和部门之间的协同已经成为影响改革深入的“瓶颈”。另外在行政监督管理上，当前的医改也缺乏总体实施计划及其配套工程。廖新波认为，仅靠逐块推动、走一步看一步的策略很难奏效。

北京大学的医改专家李玲教授近日在媒体公开表示，仅仅让公立医院回归公益性，而没有全面配套的制度保证，公立医院是没有积极性的。公立医院要回归公益性，首要职责在于政府而不在于公立医院自身。

李玲认为：公立医院补偿机制的改革最终是公共财政改革，而不是简单地把医药分开。政府对医院的补偿到位，对医院的财务监管到位，才能解决问题。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经济学客座教授、长期担任美国麻省卫生福利部卫生政策高级研究员的蔡江南表示，现阶段表面上看是财政投入的不足导致新医改进展缓慢，深层次原因还在于：长期以来我们简单地将所有医疗服务不加区别地称为公共产品，都要体现公益性，这给老百姓造成过高的期待，也是不切实际的财政目标。

蔡江南主张打破垄断，建立一个公平竞争的医疗市场环境。公共财政负担基本医疗，而把高端的医疗需求交给市场，由社会资本来予以满足，并藉此与公立医院形成有益的竞争。

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7时16分报道，卫生部副部长刘谦昨天(27日)表示，今年是医改的攻坚年，作为各项改革交汇点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面临着改革机制，转变服务模式等诸多任务。而要实现这一系列的变革，首先要从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控制不合理费用，改变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等关键问题入手。

　　“以药补医”是造成医疗卫生服务公益性质淡化的根本原因，也是多年来困扰卫生部门的突出矛盾。卫生部副部长刘谦在昨天召开的全国社区卫生综合改革经验交流会上说，今年卫生部要通过改革解决损害百姓利益的突出问题。

　　刘谦：整个医疗卫生改革的方向，还是要保持他的公益性。而我们要改革什么？我想最基本的一个还是要改变机制问题。就是希望要改掉以药养医，以药养防，重医轻防，多收多得，这样是不符合科学规律的，这样做下去也会导致损害老百姓的利益。

　　刘谦表示，新医改提出要实行基本药物制度，降低百姓用药负担。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养成的习惯，现在有的地方还没有切断药品收入、检查收入与医务人员收入的关系。这样的机制问题不解决，会导致改革成本不断增高。

　　刘谦：最大的问题是机制的问题，机制没有转，这样走下去导致改革的成本增高。改革必须是综合的改革，做得比较好的地方一定是通过补偿机制，转变运行机制，通过补助，该给的钱要逐步到位。

　　医改除了要改掉这样的机制弊端，同时也要改变医疗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一方面我国的优质资源向大城市、大医院集中，另一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显得非常薄弱，这样的恶性循环，资源一头紧缺，一头浪费，这样的一种状态必须通过医改来解决。

　　刘谦：我们在改革当中要注意，老百姓要什么，老百姓要的是服务方便，可信、可靠的医疗服务，但是价格要合理。但是按照科学的角度看，要加强基层，同时大医院也要适度发展，采取病人分流，没有一个国家不采取医疗分流的。只要有一点儿问题都涌到大医院一定是不科学的，是不符合规律的。

　　卫生部下一步还将进一步规范医疗行为，控制不合理费用，让百姓真正感受到医改的好处。

　　刘谦：比如说控制不合理费用，不该用的检查不用，可以用第一个层次的药解决问题，就不增加患者的负担，这些都是老百姓能够实质的受益。包括落实好科学用药、合理用药、兼顾群众需求的关系，要通过我们不断的规范化管理，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提高我们基层医疗质量。我们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是要让老百姓感受到医改的好处，这是我们在现实条件下必须做到的事情。(记者 刘天思)

10%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将变身入市

21世纪经济报道 贾海峰 张闻雯 北京报道 2010-06-28

核心提示：土地供应除了按照城市进行差别化供应外，对于房地产用地也按照产品结构实行差别化政策。

6月26日，国土资源部总规划师胡存智在“中国房地产2010年夏季峰会”上透露，国土资源部将大力推进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经过测算，预计将置换出10%的农村建设用地指标。

这意味着，约2700万亩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转变为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土地分为两种，一是耕地，保有红线为18亿亩；一是集体建设用地，主要包括农民宅基地、村庄建设用地、乡镇企业用地。

胡存智表示，长远来看，城市房地产开发用地能得到充分的保障，尤其是中小城镇的房地产开发，不会出现土地供应短缺的问题。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城市房地产用地可以无限制大规模供应。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重点用于小城镇和产业集聚地就地推动工业化和城镇化，他表示通过增减挂钩结余出来的土地，希望在县域内使用，要原地工业化和城镇化。

而对于房价上涨较快的城市来说，仍要坚持通过严格的土地定向供应政策和查处囤地捂盘行为，来实现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和保障房地产用地的协调。

城镇化用地有充分保障

建设用地增减挂勾，实际上是在城市近郊或者远郊开展建设用地的整理活动，把项目区里的新老建设用地挂钩进行土地整理，从而划拨新的土地资源。同时把若干需要复垦的农村土地建设用地和城镇准备新用的建设用地共同组成新的项目区，对项目区里的土地进行复垦以及建设新的项目。

按照国土资源部的测算，大约有10%的农村建设用地要自然纳入到城镇中，变成城镇建设用地。目前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农村建设用地约2.7亿亩，10%的农村建设用地自然纳入到城镇中，也就是可增加2700万亩的城市建设用地。

按胡存智的说法，这部分农村建设用地的自然纳入要通过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来实现。

胡存智算了一笔账，这一轮的城市土地规划，是按照2020年全国城镇化率达到58%来进行安排的。按照每年城镇人口至少增加一个百分点来看，一年应该有1500万-1800万人进入城镇。如果按照人均100平米的用地计算，每年至少需要城镇用地225万亩。

胡存智表示，利用城乡土地增减挂钩制度，这一用地增量能得到充分保障。

房地产供地差别化

虽然对于城市房地产用地来说，其未来有两个供应格局：城镇新增建设用地和农村建设用地流转。

按照胡存智的设想，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有利于缓解二、三线城市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建设用地供应。城市新增建设用地量与农村减少建设用地量挂钩，保障供应之余也为18亿亩耕地“红线”创造天然屏障。

今年年初，山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王玉志表示，作为增减挂钩制度的试点地，山东省已批准试点项目区138个，周转指标近10万亩。有效缓解了山东省城镇建设用地供需矛盾。

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工作虽然可以使二、三线城市的供应得到保障，然而对于土地供应紧张的北京、上海、深圳等一线城市而言，其土地供应仍然承受着一定的压力。

以上海市为例，本报从上海规土局获得的数据显示，按照上海市以及区县2010年推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重点产业发展以及民生工程实施的实际用地需求，上海市2010年新增建设用地计划7000公顷。

然而2009年国土资源部安排下达上海市2010年度新增建设用地计划仅仅只有5000公顷。需求与供应之间存在着近2000公顷的差距。

为了保障土地供应，上海市国土部门一方面运用增减挂钩制度盘活沉积散落在上海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另一方面则加大存量土地盘活利用力度，加大闲置土地处置力度，积极推进低效用地的“二次开发”，力争实现集约利用土地。

胡存智表示，土地供应除了按照城市进行差别化供应外，对于房地产用地也按照产品结构实行差别化政策。国土部要求城市将70%的住宅用地供应给保障房、政策房和中小套型普通商品房，保障民生放在第一位。

而对于70%比例以外的房地产用地供应，不得向别墅、高尔夫球场等项目供地，同时对囤地企业进行查处。

方鸿铭控股是国内最大的高尔夫地产开发商之一，方鸿铭控股董事长李皓对记者说，之前很多高尔夫项目都是配套住宅用地供应的，开发商一般通过住宅出让回收成本。但是，最近严控的土地政策，让国内高尔夫行业几乎再没有新增的项目。

“住房保有税”与建立小康社会背道而驰

　　文/陈志武

　　“只要一推出房产保有税，就可抑制房价”，那不如就发房票算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变回单位分房。我在美国3个州住过几年，也买过房，没有哪个州会因房价高而增收的。利率为什么不提高呢？美国遇到房价高涨时，联邦政府不会做太多，只会通过制约融资来减少大家买房，而不会通过增加税收。

　　征收“房地产税”国家的土地都是永久产权。在借鉴国外经验时，不能忽视制度上的差异。美国各级政府都不会经营土地营利，但中国有的地方政府70%-80%的收入都来自土地财政。如果忘了这个前提，那就是不科学的。

　　任何转移老百姓财产的费或者政策，都应经过严格立法程序。物权法对此也有规定。人大应把这事接管过来。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财产保护最后的底线都是它会不会被任何合法或者不合法手段往政府手里转移。不能因为房地产或宏观调控需要，而轻易攻破底线。在我看来最危险可怕的是，把房产税的决定权留给地方政府，各地政府都向中央提交方案，为什么那么积极？明摆着给它进钱的机会。地方政府增加新的税种的权力，会使之后给整个社会和私人财产带来的伤害达到新的高度。拆迁即是例证。

　　房地产价格短期下跌，银行坏账会增多，对经济的影响远远超出银行业。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就成了空口号。4月地产新政前，很多人已买房，跌30%就等于首付全赔光，而银行的70%还在，资不抵债。我不是支持房价上升，但硬着陆带来的伤害很大，尤其是用政府的手强拉下来，还不如通过市场化手段慢慢调下来。

　　很多普通人支持房产税，那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这种税对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影响较大。表面是买房子的人才要承受，实际上会转嫁到租房子人身上。最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搅动着民意，给地方市场不受制约转移老百姓财产的机会。世界上所有政府对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上不下。房地产税一旦推出来，以后要拿掉比现在要难，后代只会一直背下去。受冲击最大的是中产阶级。

　　“住房保有税”跟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1998年的住房全面市场化的改革，给中国带来的贡献是根本性的。普通老百姓家庭终于有房产了。而这个税那个税，会侵蚀掉房产作为中国家庭财富的意义和价值。

“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

南方周末：南方农村报主办的“中国农村发展论坛”最近发布“广州共识”，呼吁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推动地方政府进行具体规章的修正，以改变对农民组织的发展多有不公正限制的状况。让农民组织起来的呼声越来越高。但质疑的声音仍然存在。我所听到的一个疑问是，村委会就是村民自治组织。既然村委会已经普遍建立，又何必另起炉灶，发展其他农民组织尤其是农会呢？

秦晖（清华大学教授）：的确，现在呼吁搞农会的人，有的是认为村级选举有问题，所以需要农会来体现农民的民主权利。但问题在于：村组织如果真是农民选的，就不需要农会了吗？同样逻辑：如果一个政府是民选政府，是不是就可以取消工会、商会乃至类似民间组织？这个问题归根到底就一句话：“有了民主政府还要不要公民社会”？既然民主政府是民选的，已经代表了人民，所有的公民组织是不是都可以不要了？这是一个太简单的问题，然而这怎么会成其为问题呢？

现在关于村委会到底是政权组织还是村民自治组织，这是有争论的。但我觉得这争论的意义并不大，原因何在？在真正的宪政体制中，只要实行地方自治或者社区自治，基层政府就是自治组织，没有两者只能居其一之说。但这种自治组织是一种特殊组织，即公权力组织。这就决定了：第一，它不可能是多元化的。在西方，左派、右派可以竞选执政权，但选上来的只能有一个。一个地方不可能同时既有一个左派政府，又有一个右派政府。那么假如在右派政府执政时左派如何表达其集体诉求？第二，民主政府仍然是一个地域性组织，从理论上讲它要代表所在地区全体人民的利益，而不可能只代表其中某个群体的特殊利益。后者比如工人的利益、农民的利益、工商业者的利益等，仍然需要各自的成员组织来分别代表。

所以民主政府和公民组织两者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我认为，实际上公民社会是民主政府的基础。民主政府主要是体现公权力，公民社会主要是体现公民权利尤其是结社权利。如果没有这种权利，老百姓就没办法提出自己的利益诉求。在权力面前每个人都原子化了，原子化的个人不可能制衡权力。这就会出现通常所说的“无自由的伪民主”，以所谓多数决定的方式否定己域的公民自由，这就成了“多数暴政”了。

近年来不少人讲“多数暴政”，但他们往往把所谓多数暴政与“直接民主”联系起来。这是不对的。直接民主通常不可行，但它与“暴政”并无必然联系。“多数暴政”与民主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无关。瑞士各小邦都是直接民主，但那里没有“多数暴政”。纳粹时期德国人虐犹是通常所说“多数暴政”的典型，但首届纳粹政府也是代议制下产生的，不是“直接民主”政府。所谓多数暴政，就是“多数”产生（无论直接间接）的公权力越界（侵犯“群己权界”）剥夺公民自由。

自治更为重要

南方周末：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用民主反对自由？

秦晖：对。其实农会问题主要不是一个民主问题，而是一个结社自由问题，因为农会不是政权组织。假定只有10％的农民要求建立农会，你也不能以他们是“少数”为理由来禁止。反过来，假定90％的农民都加入了农会，农会也不可能以多数决定为理由去对少数行使权力。那种 “一切权力归农会”的“革命农会”、“夺权农会”不是我们今天所要的。农会不是“民主政权”，只是成员为维护共同利益而自愿结合的自治组织。当然这不是说乡村不存在民主问题，但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农会是维护成员自身权利的组织，政府是行使公权力的组织。农民如果能够自由组织农会，官员即便并非民主产生，其权力也会有制约，不能随意侵犯农民的权益。相反，如果农民无法进行有组织的维权，即便是民选的官员也可能滥用权力损害农民利益。

还有一个就是民主政府和NGO的关系。以前国际学术界通常认为政府的主要职能是搞公共事业，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但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只靠政府搞公益也有很多不足。根据所谓中位需求理论，即便是民主政府，它提供的公共物品也往往是“多数人”需要的公共物品，那些不能成为多数的社会成员所需要的公共物品，往往就缺位了。比如像扶贫、帮助残疾人这些事，政府可能做得不够，因为这些人很少，不可能支配政府的决策。于是需要非政府组织来提供这些公共物品。总而言之，政府提供公共物品也是有缺陷的，需要第三部门来补充。

当代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有一个新特点，就是非成员利益的公益组织发展势头比较猛。像慈善组织、人权组织、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组织、妇女儿童原住民权益保护组织，他们与传统的成员组织主要区别在于：他们追求的不是成员自身的利益，而是公共利益；换句话说，他们是民间社会以义工、捐助等方式组织人力物力资源来自愿产生公益的团体。

很多人对非成员公益组织寄予很高的期待，这可能过于理想化。实际上非成员公益组织是一种只有在成员利益组织高度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成长起来的民间社会高级形态。如果自己的权益都无法维护，怎么有能力维护他人的权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非政府组织，真正应当重视的恐怕还是成员利益组织。现在要讲中国的公民社会，着重点还是应该放在这里。那些最理想的东西当然不是不可以搞，没有农会这类基础，那些“更高”的东西恐怕难有乐观的前景。

我认为农民也应该享有结社自由，能组织农会来与其他利益群体打交道，形成集体谈判、参与博弈的能力。我一直有个看法：熟人共同体建立权责对应可能更需要的是伦理约束下的自治而非民主。共同体越小，人们之间的持久互信和伦理联系越多，权力和责任就越容易直接融合为一，“民主”制约的必要性越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在一个家庭中，即便是西方人也不会主张三权分立、民主选举父亲。原因很简单，父权一般都以父责为基础，“虎毒不食子”嘛。家外的熟人共同体，伦理约束就不那么可靠，但比陌生人社会还是有作用，而且它的“交易成本”较低。但是进入陌生人社会，伦理就解决不了问题，必须要有制度安排来制衡权力、保证权责对应。

乡村的熟人社会也是这样，实际上熟人群中通常会有一些成本更低的功能，可以解决公共物品的提供和集体行为中的权责对应等问题，如果合理使用这些资源，有民主当然不错，没有民主，也不见得就是大问题。其实许多不发达的农村，面临的主要问题并非民主不民主，而真正最需要民主的，是那些缺少直接人际情感联系的陌生人社会、大尺度社会。民主制度实际上是在陌生人社会建立权责对应的一种运作方式。

因此，民主不是万能。民主更适宜县级以上单位，村一级主要是发展有效的自治。那么乡镇这一级怎么办呢？我觉得在中国很多地区，乡镇一级的确可以变成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其成员可以是职业文官即公务员，由上级派任并对上级政府负责。那么，乡镇一级的农民公民权利如何体现呢？不一定体现于直选乡官，组织农会的权利更重要。有农会作为农民利益的代表，跟政府沟通、谈判，我觉得不仅没什么坏处，反而可能是乡村治理的一个好方法。没有那么高的行政成本，那么多负担，还能保持一定的效率，老百姓的权利也得到了保障。虽然乡官是派出而非民选，但权力有制约，责任可追问，不能为所欲为，农民有诉求可以通过农会来与之协商，乃至向上级政府请愿。他的施政仍然需要征得农民同意。我觉得这比在乡镇直选与否这个问题上相持不下，可能更好一些。

南方周末：你的理论一句话概括，就是“自治优于民主”。

秦晖：也可以说是“自治比民主更重要”，“自由比民主更重要”。

根本问题是农民权利问题

南方周末：农会的必要性论证似乎已经很充分了，但如何操作仍然是个问题。

秦晖：我觉得立法是不是可以，当然应该考虑。但从中国的改革历史看，一般是实践先行的。到了一定时期就约定俗成，转化为法理上的承认。中国农村的所有变革：大包干、乡镇企业、民工潮，不都是这么来的？

南方周末：但以往主要是在经济领域，农会则涉及社会政治领域。而农村社会矛盾很多，一些地方干部很敏感，只要你一组织农会，他们很容易条件反射，把这想象成对他们的权威的一种挑战，而不管你实际上是在做什么。

秦晖：其实，真正的挑战不在农会而在别的方面。于建嵘的统计表明，农民上访前，70％的人都认为上面是公正的，毛病都在下面。但上访往往不能解决问题，还引起报复。然后那些人就认为上面有问题，对体制的信任损害更大，以至于出现非理性反应。这提示我们，虽然不能说农会一点风险没有，但别的做法风险更大。让农民有组织地协商，建立农民与涉农诸方面的利益协调机制，把问题解决在基层，非理性反应包括上访就不至于像现在这样严重。

南方周末：我还有一个疑问，在农村社区用了那么多的心思，又是直选，又是组织农会，但我认为无论直选还是搞农会，都需要一个前提，要有农村精英存在。现在乡村人才普遍衰败，这种情况下无论搞直选还是搞农会有多大意义？有一种说法我比较赞同，中国的农村问题主要是进城农民工的问题，而不是农村本地的问题。

秦晖：这我也有同感。政府补贴新农村住宅固然必不可少，但在城里给农民工盖廉租房或许更重要。还可以说得更实质一些。中国真正的问题恐怕不是什么“三农”问题，中国的“农业”、“农村”问题不是主要的，关键的问题还是如何对待占我国公民大多数的那些“人”，也就是对待“农民”。“农民问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但所谓农民问题，也不能仅仅理解为种田人的问题，其实就是如何对待被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其如今是否种田）的问题。正如你所说，那些人现在很多都在城里，解决“问题”不考虑他们能行吗？

南方周末：就此而言，其实也不是什么农民工问题，就是一个农民问题。

秦晖：对。农民问题不一定是农村的问题，它不一定表现在农村，但是传统体制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在户口簿上定义为农民的那些人，无论在什么地方，他们的问题都很严重，都是应该解决的。

南方周末：他们身上带了一个印记，走到哪都有问题。

秦晖：对。我们讲的农民既不是指一种职业，不是指种田人；也不是指一个阶级，因为“农民”中有穷人也有一些富人，有雇工也有老板，但即便是富人，是老板，他们也仍然是农民，所以才常常称什么“农民企业家”。而作为“农民”，他们的权利维护都存在着很大问题。

南方周末：本质上是权利的匮乏，公民权利的匮乏。

秦晖：对，所以强调维护农民工权益是完全应该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关心农村问题。因为毕竟还有很多农民一时进不了城，还不能不呆在农村。

新农村建设如果真正有意义，就应该把权利交给农民，农民愿意进城，你就得维护他在城市中的权益；如果农民愿意留在农村，你就得维护他在农村中的权益。回避了“权利”这个关键，不管鼓吹“城市化”还是“反城市化”都会侵犯农民利益。现在中国许多农民是什么处境？就是他要进到城市里，在城市就感到到处受刁难；但如果他留在农村，当官的又动辄圈他的地，老想把他赶走。我说最简单的：你把权利还给他，不要禁止他离开，也不要强圈他的土地。他进了城，你就不要歧视他，把他当作市民看待，那不就完了吗？经济发展，城市化当然不可避免，但是城市化应该是一个自然过程，没有必要用政府的强制力量把农民赶走。

南方周末：对。但按照中国经济现在发展的状况，城市化的进度可能是有限的，它能容纳的人口也可能是有限的。

秦晖：肯定是这样。农民是否进城取决于他在城里能不能找到工作，农民不是傻瓜，他会不会一边保留土地，一边进城去看看？完全可能，而且通常实际就是如此：如果在城里找不到工作，他就回去了。八字还没有一撇，什么信息都没有，就随便把家产卖掉，然后自己跑到城里去流浪———这样的人也许有，但肯定不如土地被别人看中然后不由分说就被撵走的人多吧。

南方周末：农民也是理性经济人，农民对自身利益的算计不比我们差。

秦晖：如果条件成熟，农民绝对会希望进城；但如果条件不成熟，农民肯定不会进来。问题就这么简单。

南方周末：对，根本问题还是一个权利问题，是否进城、农民可不可以自由选择之类的问题。现在很多地方政府，要圈地了就一道命令下来，通过简单的行政区划，把农村变成城区，人为地把农民赶进来，农民不想要城市户口都不行。一旦觉得进城农民是个麻烦，又一道命令下来，给农民设置很多就业门槛，甚至租房门槛，人为地把农民拦在农村。农民是进城还是留在农村，很大程度上不能自由选择，只取决于地方政府的需要。

秦晖：现在很多城市化是人为的，变成地方政府生财的一个途径了，当然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
总之，农民问题关键是农民权利问题，而维护农民权利就需要农民的组织。农会问题如今受关注，原因不过如此。http://www.aisixiang.com

新的底层阶级：世界工厂的前提？
from 老K
南都评论，26，06，2010

北欧有一种旅鼠，每隔几年的四月间，就会成群涌向海边的悬崖峭壁，然后蹈海而亡。从挪威到北极海岸的各处，都能看见这种情形。是因为旅鼠繁殖太快多而定期集体自杀以缓和生存空间，还是远古时代的迁徙线路被地壳变动所改变？时至今日，旅鼠自杀的原因至今仍然没有一个可靠的解释。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作为几乎体型最小的哺乳动物，旅鼠生活在食物链的底层，再生产能力受到各方面的制约和威胁。幸好人类不是旅鼠，社会的存在本身就是每个个体生存下去的最大希望，人类的再生产就是社会的团结和文明的延续。但是，中国最近十几年来一个新的底层阶级的出现，却让人怀疑这样的再生产模式能否继续，怀疑“世界工厂”的动力是否以底层阶级为前提？

这个新的底层阶级，狭义而言，包括了生活无着的下岗工人、领着微薄退休金的老人、因病返贫的家庭、因拆迁而被迫迁居远郊的低收入居民、终年在建筑工地卖力却时常被迫集体讨薪的农民工……这个以城市贫民为主的新兴底层的出现，几乎跟新兴中产阶级同时出现，尽管在学界也受到相当关注，但在大多人眼里却是个孤立的现象，仿佛是社会转型或者城市化进程中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能享受到一些政府低保，每年年关时，低保户、下岗职工还有农民工们还能有窗口期在媒体上露面，体现社会安全网的存在，声讨一下不义的包工头，还有政府官员们的慈爱。似乎，新兴底层的出现及其救济，已经成为当下GDP中心主义的经济政策的合法性来源之一：如果没有世界工厂的大规模就业，城市贫民会越来越多，然后汇聚成一个个贫民窟，终究会成为新兴中产阶级们的噩梦。

其实，现实何尝不如此？在许多小城镇，已经出现大批“非农非居”的城市贫民，他们从昔日农民转为小城镇户口，却没有社保、医保，也缺乏正当职业，更缺乏足够劳动技能甚至流动能力。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作相对城乡二元结构的新“三元”结构，但是，如果放大视野就能发现，第三元可能包括所有城市贫民阶级，甚至包括生活在唐家岭地区的“蚁族”们、还有在开发区血汗工厂每日工作16小时以上的年轻工人们。后者的境遇只是稍好，毕竟有些许高过最低收入或者法定最低工资的低收入，关键的，他们还未丧失融入城市生活的奋斗理想，却时刻挣扎着不让自己堕入城市的噩梦、沦为城市贫民。从这个意义上说，城市贫民群体所代表的底层阶级不啻为产业阶级的人质，在时刻提醒着产业工人们不要尽量远离悬崖，避免被同伴卷入大海，而逃离底层。

但是，这绝无希望。从工业区的集体宿舍到唐家岭的蚁族，从暴力拆迁到房价高企不下，从西南大旱到大涝，从一辆英菲尼迪撞到菲亚特，几乎每个人都身处险地而艰难地活着，时时刻刻都感受着生活底层的逼近，一场大病、一次车祸甚至一个婚姻的破裂，都可能将表面光鲜的人们投入万劫不复的悲惨境地。我们离旅鼠社会并不太远，在阶层分化日益严重的今天，几无例外，每个阶层都在各自阶级的底层苦苦挣扎，没有一个阶层堪当相应阶级的中坚。

阶层，大概是最近20年最为流行的语汇之一，仿佛可以代替带着血印的阶级概念，消弭记忆的同时抹杀阶级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可是，当阶级被淡化、忘却之后，好像也很找找到一个稳固的阶层，每个阶层都仿佛生活在各自阶级的底层，彼此间的这般“底层”境遇倒足可惺惺相惜。

比如大小富翁们所生活的底层，意味着他们的财富并不可靠，他们的产业并不稳固，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受人尊重，需要付出与创业几乎同等甚至更多的精力和金钱来铺就一个安全网来规避地方风险、少些被无良官吏甚至黑道敲诈的风险，而安全网越大却意味着新的政治风险，最后总难逃脱黄光裕的下场。公务员们又何尝不如此？上至总理，下至县城机关科员，表面上他们的收入、职位、住房和退休金都似乎更稳定、更有保障，但是他们的职业生涯却既无法依赖独立的行政规章、司法制度、专业标准和操守，又不能将那些面对公众的责任和职业风险交给活泼的政客们，而须时时察颜观色，唯上级脸色好恶，还有无时不刻存在的纪检委和双规的黑牢在等候着。

至于写字楼、地铁中、滚滚车河里每日忙忙碌碌的白领阶层，也许负担着这个世界上最重的税，为了保住那一点已有的“体面”和“尊严”——无非是西装、社交、住房、私车、再加上小资产阶级的虚荣，而必须无限制加班、承受育儿、医疗和供房的高成本，整个白领集体不仅无暇或者无能享受休闲丰富精神生活而更富创意，也噤若寒蝉般不敢发出自己的声音，要求一个更自由、更法治、更舒适、更独立的城市环境和市民社会。若问他们是否代表中产阶级，答案也许是心酸的，他们充其量只是勉强挣扎在中产阶级的最底层，同样每天小心翼翼，生怕被什么意外拽到下一阶层——那几乎意味着小资虚荣人生的彻底终结。

至此，不能不问，究竟谁能代表各自的阶层？恐怕在任一阶层里都难找出几个能够自称阶层中坚的代表。各个阶层的人们都在各自阶层的底层苦苦挣扎，仿佛被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牢牢按在一个个事先划好的区域里，犹如每年春天北欧海边悬崖边的旅鼠，人人都在为有限的生存空间争斗着，努力避免个体蹈海的命运。结果，各阶层相互间只能漠然以待，而若无阶层间的联合甚至融合，结果，没有守望相助，也没有社会团结，每个阶层的改善都近乎不可能。在国民感叹富士康、本田工厂的后殖民主义悲剧的同时，一个被分而治之的内部殖民阶层结构就此清晰地呈现出来，我们都生活在底层。

木子美：不同女人的正确
2010-7-2 南都周刊

有人问我：你除了性，还能提供什么？我说：我能提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
　　猎男记 | 木子美

　　当芙蓉姐姐以高端主流时尚的形象登上《时尚先生》，苍井空接受了《南方周末》专访，被网友称为“德艺双馨的著名表演艺术家”；当中国最红的网络红人和苍井空同台出现在某网络游戏代言活动而带来狂欢时，凤姐骂苍井空为妓女激起群愤，芙蓉姐姐则在微博上仰面流泪，忧国忧民地质问苍井空拥护者是否要把他们的女儿送到日本去“学习”，并担心被划为同类而玷污清白。

　　这真是有趣的争芳斗妍的女性现象，她们都在坚持自己的“与众不同”，都在输出自己的价值观，不管是以妄自菲薄还是乖巧可爱的姿态。但苍井空的开放与真诚，包容和有爱，使得她虽然从事被争议的事业却不失可敬，网络红人对她的另眼反而有失风度，道德优越感的抖露更是不合时宜。

　　其实她们都是在自己的道路上坚持自我的女性，正是如此，女性对女性的评价，女性对女性的尊重，比外界的认可更为重要。怀着私欲的女人，如果只看到自己的力量，惟恐被代表，那么在人生感悟上会变得狭隘。

　　女性并非只有一种正确，对于苍井空，她坚持她的理想和正确，而且充满真诚。为什么出道？因为高中时缺零花钱。为什么下决心入行？因为想尝试一下新的事情。继续拍摄AV是你的选择，还是被迫的？我因为拍了AV才有了今天，没有停止的理由。你觉得AV是很必要的东西么？是人的三大欲望“食色眠”之一，但只有性欲总是沉在水面以下……她的人生选择是主动的，即使在男友反对她拍AV时，也选择分手而后给经纪人打电话。很关键的一点，她“不是说对性或者对当AV女优有兴趣，而是很想当一个‘面儿’上的人。”这个“面儿”包括成功和影响，包括探索和意义，所以她完全不是个堕落为女优的人，她只是选择了自己的“积极向上”，也是如此，能够“德艺双馨”。

　　同样，芙蓉姐姐也是一个坚持自己的理想和正确的人，虽然在刚刚摆出“S”造型时，不知道未来会是怎样，但她认定凭着自信和奋斗，可以在人群中发光，可以从草根成为天后，可以拥有自己的公司和团队，最后以主流的面目被大众接受。她同样是个女性当自强，不甘平庸的人，只是她过于迷恋自己的“正确”，而否定了那些不同方式的女性。

　　有人问我：你除了性，还能提供什么？我说：我能提供你无法想象的东西。是的，当年和芙蓉姐姐也曾同台出席活动，我伸出手和她相握，她极不情愿，后来做媒体曾安排采访她，她也直接拒绝。其实，不同的女人之间，更需要握手，因为我们都有彼此想象不到的地方，而女性在今天能够被更多地关注和争议，也因为她们提供了更多可能和想象。

南方周末 笑蜀

四川多位厅级高官最近相继落马，其中一位即为四川省教育厅排名第一的副厅长汪风雄。目前调查到的问题，与其涉嫌借指定教材渔利有关。此外，汪风雄还曾主编多种书刊，其代表作《雄风如歌》，不过9个印张，竟定价58元，还能位列成都书城最佳畅销书第四名。有记者在某小学副校长办公室见到《雄风如歌》，诧异于该书的高定价。该副校长苦叹，“没办法啊，上面要求买的”。

众所周知，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已是热点问题，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高发地带。而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之所以成问题，据基层反映，原因之一，即在于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学校和教师的盘剥，据称，“现在很多地方还强迫教师订阅报纸，强迫教师捐赠；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对教师还有许多不合理收费，比如，各种统考费、资料费、办证费、资格考试费、培训费等等。”汪风雄窝案的曝光，则是教育管理部门盘剥学校和教师之冰山一角。

不能不承认，相对于教育管理部门，学校和教师太弱势。现在的教育管理部门与学校的关系，就跟改革开放之前的政企关系一样。通过改革开放，政企关系得到了较大调整，企业不再是政府主管部门的附属物，而是成了相对独立的经济主体。但因为教育改革的滞后，教育管理部门跟学校之间，迄今仍然是典型的父子关系，教育管理部门掌握了生杀予夺的全部权力，学校除了俯首听命，不可能有任何别的选择。

这就是那个副校长明知汪风雄的书宰人，但也不得不硬着头皮挨宰的根本原因。教育管理部门一手遮天，教育界缺乏起码的分权和制衡，其必然结局，是教育界普遍的两极分化。垄断了公共教育资源的教育管理部门愈来愈成为肥缺，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愈来愈趋于民工化，马仔化，愈来愈沦落到卖硬苦力的地步。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非但谈不上尊严，甚至往往需要为基本生存而奋斗。这种背离中华民族“尊师重教”伟大传统的不正常现象得以长期延续，正是当下中国教育最大的悲剧，也是教育乱象屡禁不止的终极根源所在。

但是，受害者绝不只是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群体，教育管理部门也往往是受害者。汪风雄的堕落固然与其个人素质有关，但缺乏起码的分权与制衡的教育体制，无疑也应当为汪风雄的堕落负责。这样的教育体制不从根本上改变，今天是汪风雄，明天就会是张风雄、李风雄。不当暴利愈来大，诱惑愈多，教育领域的从政风险就愈高。

均衡是我们社会中最大的短缺品，正愈来愈成为我们社会中的关键词。不仅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需要均衡，教育自身也需要均衡。通过分权制衡实现权力共享，通过权力共享实现利益共享，则是达致均衡的不二法门，也是从根本上解决教师尤其是农村中小学教师待遇问题的不二法门。教育体制因此需要一场深刻的革命，尤其是权力结构上的革命。

但遗憾的是，刚刚发布的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的五大要点中，并无涉及此一层面的内容。像企业成为市场主体那样，让学校成为教育主体而不再做教育管理部门的附属物，这一教育界当下最迫切的呼声，在纲要中并无反映。这其实是可以理解的，纲要制定主体说穿了就是教育管理部门，要教育管理部门革自己的命，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状况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全民族的命运。而且在事实上，教育改革的滞后，的确已经拖累了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既然教育的公共性如此之强，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就不太适合教育管理部门主持其事。如果交由全国人大主持其事，无疑更能摆脱部门利益的纠缠，更能击中命门。总之，教育改革的主题，应该是重建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分权制衡机制。没有针对教育管理部门的分权制衡，设租和寻租的冲动就不可能有效遏制，汪风雄一类的教育官员就还要前仆后继，特殊利益集团就将一直是吞噬公共教育资源的无底黑洞。好钢用不到刀刃上，纵然公共资源向教育怎样倾斜，都不可能改变教育的贫困和教育的诸多乱象，教育乃至整个国家的前途都很难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