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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究竟替谁说话？
黄益平


　　替人民说话还是替党说话？一位地方官员对一个新闻记者的质问曾经演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事件。不过经常受到替谁说话质疑的，却不仅仅是记者，也包括我这个经济学者。

　　以前我在花旗集团工作，批评我的人往往不说我的观点错在哪儿，而是直截了当地指责我是外国资本的代言人。现在我到了北京大学，应该算是比较中立了吧？批评我的人说我拿国家的钱，是政府的写手。必须声明，我的工资中确实有一部分来自国家拨给教育部门的经费，但说我由此便变成了政府的写手，太有创意了吧？

　　抢占道德高地，把持不同观点的人一棍子打死，还省得费口舌，确实是一个低投入、高产出的辩论策略。但问题是，持不同观点的人就再也无法冷静、平等地探讨、辩论。究竟什么是真理，反而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样做的后果之一，是社会上许多意见领袖的言论变得越来越迎合大众的立场。

　　经济学家究竟代表谁的利益？这个问题还真不好回答。应该说绝大部分经济学分析其实并不涉及阶级利益，也许政治经济学除外。经济学的基本问题是如何利用有效的资源获得最大的产出。不过如果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感兴趣，那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不同群体的利益，也许因此经济学家容易给人留下特殊群体利益代言人的印象。

　　我们国内的经济学家中，有没有为特殊利益群体代言的？也许有，不过说实话我确实经常听到各种指控谁谁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但很少看到提出实实在在证据的。这一点很糟糕：首先是有罪推定，然后是根本不举证，最后是被告无处反诉。这样的指控听多了，似乎谁谁确实就是某某集团的代言人。

　　目前国内经济学家的集体声誉如此不堪，不排除部分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有瑕疵，但更主要的原因可能是公众对现代经济学有误解。

　　我们过去坚持的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一个阶级打到另一个阶级，但那仅仅是浩瀚的经济学大海中一支细小的溪流。现代经济学所研究的主要是关于资源配置的一些经济规律，目标设定以后，比如追求生产利润、消费效用或者经济增长，与情感无关。

　　我曾经开玩笑说，在当今中国要想成为人民公敌或者起码是网民公敌非常容易，只要写篇文章表示房价还得大涨，网民的唾沫都可以把你淹死。而预言房价要跌的专家便受到追捧。从感情上说，想买房的自然想房价先跌一些。但事实是房价连年上涨，却没有人质疑那些年年预言房价要跌的专家。可见这里面除了感情因素之外，经济规律还是很重要的。

　　自今年年初以来，克鲁格曼教授一再撰文指责中国低估汇率，不但抢走了美国的就业机会，还影响了全球经济增长。国际上有许多专家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说他是某某集团的代言人。当然他认为人民币汇率低估其实不利于中国经济，这一点我是认同的。但我写文章反驳克鲁格曼关于人民币汇率对美国经济的影响的分析，指责我是政府写手的，是会中文的中国人，起码是华人吧。

　　其实我也不是非常在意有人指责我是政府的写手。我在国内写的一些文章其实对政策也多有批评，但在国际上发的文章可能更多的是反驳国外专家一些没有根据的对中国的指责。我并不想盲目地为我们的政策辩护，但现在在国际论坛上批评中国成为了一种时尚，我们的学者有责任站出来，起码可以一起辩论么。

　　因此，我所做的工作就是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中国经济的实际问题。如果一定要搞清楚我究竟替谁说话，我只能说作为学者，我就是替自己说话。我真诚地希望以后有谁不同意我的观点，就直接跟我讨论问题，不要一会儿说我是外国资本的代表，一会儿又说我是政府的写手，实在不行了就说北大教授就这水平。帽子扣了一大堆，就是不跟你讨论具体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