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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视急缩“四费”报销
Posted 周一, 2011年 09月 26日 By ChangCe
央视急缩“四费”报销
2011年09月26日14:31 来源：《财经》 作者：舒泰峰
作为广电系统龙头，央视此番是否能一鼓作气打破固有顽疾，并以此理顺相关的人事财务制度，不惟涉及到央视员工的利益，亦具有风向标作用
《财经》(博客,微博)记者 舒泰峰
“上个月我只领到2300块基本工资，其他部分什么时候发还不清楚。”中央电视台一位年轻记者诉说自己的苦恼。
事出有因。央视多年来实行报票制度，除基本工资之外，员工的报酬主要靠提供发票，从节目制作经费当中列支。据内部人士透露，央视员工通过报票取得的收入几乎占总收入60％以上。
然而从8月起，央视却突然改变了这一做法，从而导致员工无法足额领取薪水。以上述记者为例，她每月收入为八九千元，而8月份，只领到了2300元基本工资，其余本应凭发票领取的报酬因压缩报票而无法获取。
在央视内部，此变化的正式说法为压缩四费——餐费、交通费、稿费（外请专家、评委的费用）、劳务费的报销比例。据央视一位制片人介绍，按照新规定，四费不得超过节目制作经费的7％。这意味着，如果某节目一期制作经费为3万元，四费不得超过2100元，“这点钱连员工正常的餐费和交通费都保证不了，何况还要采访专家等。说白了，节目没法做了”。上述制片人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举已影响到部分央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新节目的制作因此受到影响，有的栏目已开始准备重播旧节目。前述制片人表示，按此新政策，普通员工每月只能拿到3000元－4000元，今后将很难指挥采编队伍继续工作。
长期关注广电系统改革的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担心，若不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不久后央视将面临人才大量流失问题。
另一方面，已施行多年的报票制度建立在旧有人事体制之上，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央视的四费金额巨大，其内部数据称达到6亿多元。按照央视现有员工8000人计算，人均达到7.5万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员工每月需报销发票6000元以上，就此而言，改革的确势在必行。
“报票”制度长期以来困扰着央视员工，围绕报票，怪象丛生，人人为其所烦却又难以摆脱，其背后牵扯到央视的特殊财务和人事制度。
“报票”制度由来
央视“报票”制度的来源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应中宣部关于广播电视要抓社会热点的要求，在时任台长杨伟光主持下，决定由新闻中心创办一个抓热点问题的栏目，《东方时空》栏目应运而生，于1993年5月1日开播。
2003年，在《东方时空》开播十周年之际，杨伟光回忆，当年开办《东方时空》，筹备组只调了7个年轻人，但每天要制作40分钟节目，压力巨大。在《东方时空》取得成功之后，央视高层决定在新闻中心中增设评论部建制，预计需要100多名员工。但这些人手从央视内部调动难度较大，因此，高层决定向社会招聘员工。
但是，央视作为事业单位，用人受到严格编制限制。比如，台计财部门提出，按规定每人每月工资280元；人事处提出，按规定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行政部门提出，按规定不能分房。筹备组则提出，计划聘用的编导、主持人、工程师最低学历为本科，他们的待遇不应低于原本台正式职工。
但在实际中，招聘人员的薪酬来源如何解决成为一个难题，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正式编制，因此这部分资金无法列支。
为此，台里又提了一个方案，对《东方时空》实行台里借给启动资金，广告费自收自支，亏损不补，结余上交台里。财务工作由下属公司代管，台财务处监督。
事后看来，当时实施的事实上是一种经费承包制。即栏目将一定比例的广告收入上缴，其余可由栏目自行支配。实行“承包制”后，《东方时空》将广告交由央视之外的广告公司代理，成为央视首个实行广告代理的栏目。自此为起点，央视也从此形成了几种模式，按节目经费的使用方式划分为预算制(台财务全额拨款)、承包制(栏目包干)、混合制三种。
《东方时空》开播后，全新的节目形态让观众眼前一亮，广告收入也迅速攀升。杨伟光回忆，一开始，15秒广告2500元，大约半年以后提高到12500元。第一年就做到了经费自给。随着《东方时空》等栏目取得成功，承包制迅速推广到央视全台乃至全国，《东方时空》也被称为中国电视业的“小岗村”。
新机制下，央视吸引了大批优秀电视人，他们有的从地方电视台，有的从高校，有的从广播电台来到央视，放弃原有的事业单位编制，成为央视的聘用人员，以此换取一个优越的平台和高薪。
“改革的本质就是放开人权和财权。原来进一个人需要台里人事处审批，还要考试。现在栏目有了自主权，就可以不拘一格选人才了。只要合适的人才，认准了就可以请进来，但是人家大腕来了，不能亏待，得给人家高工资。”央视新闻评论部一位已离任的制片人告诉《财经》记者。
然而在一个事业单位，高薪路线与规不合。给外聘人员的报酬于是走了迂回路线，不叫劳动报酬，而从节目制作经费中列支，以发票相抵。“节目制作经费很模糊，我要做一期好节目，需要去国外采访，需要与专家对谈等，可以有很多名目，于是餐费和交通费等票据就多了。”上述制片人说。
“从节目制作经费当中给员工报酬，这就是报票的由来。”他说。
后“报票”时代
不可否认，“报票”制度的迂回，确使央视突破了之前的体制束缚，促进了央视的发展。1992年到1997年五年间，央视播出时间由17937小时上涨到52441小时。栏目由108个增至332个。编外人员也同时迅速增长。
截至2003年5月底，央视统计其台本部共有各类人员9500余人，其中正式编制内职工2500余人，编外人员达到7000人，占人员总数的73.48％，是正式员工的2.8倍。
“报票”制度也随之在台内普及。“一开始管理非常粗线条。”央视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有的制片人背着整包的钱给大家现场发放。”
对于编外人员的聘用也相当随意。这些编外人员来源五花八门，分为“中心聘用”、“部门聘用”、“小组聘用”，甚至还有大量没履行任何聘用手续的“计件工”，干一天算一天。
由于无法与事业体制的央视签订合法劳动合同，这些编外人员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处于真空状态，而报酬发放也十分混乱。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的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挂牌，央视由此开始推行劳务派遣制度，即先由中视汇才依照一定的聘用程序，招录、聘用员工，再由公司派遣到央视工作。从此绝大部分编外人员转变为“企聘人员”，即劳务派遣公司委派到央视工作的劳务人员。
劳务派遣之后，央视员工只剩下两种：台聘和企聘。劳务派遣解决了央视长期存在的编外人员的身份、社保等问题，央视同时表示也借此解决了需要“报票”领取报酬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问题没有解决，乱象依旧。
提到报票，现已离职的央视某新闻栏目的一位编导摇头不已，认为这是一项“邪恶”的制度。他2005年到央视，没有赶上2004年的劳务派遣，回忆当年，只有七八百块工资不需要报票，其余收入均需报票，每月少则七八千元，多则1万元。
这位编导回忆，其所报发票大多来自于一位开烤鸭店的朋友，这位朋友每月给他提供一次发票，两年下来累计有10万元之多。“如果全折算成烤鸭，算下来吃了1000只烤鸭，平均每天超过一只。”
即使通过劳务派遣进入央视的，也同样需要报票，只是报票数量略少。
更使编外员工尴尬的是，他们需借用正式员工的名义方能报票。如此一来，正式员工经常需要为多位临时员工报票，“有一次，七八个人都交了出租车票给某位同事，后来财务一核对发票，这位同事在同一个时间里分别坐在七八辆不同的车上，去往不同的方向。”数年后说起此事，这名编导仍觉啼笑皆非。
而即使台聘的正式员工，同样需要报票。“他们也要从节目制作经费中列支。”一位制片人说。
积弊难改
2007年，央视清理了1800名“不规范用工”，其中包括临时外请人员、兼职人员、外协人员、实习人员、专家顾问、小时工等。但是“报票”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其原因何在？知情人士分析，劳务派遣制度运行之后，派遣到央视的员工工资水平较低。
劳务派遣之后，员工按理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取高工资。然而，普通员工分为六级，最低档的一级基本工资仅为2000元左右，外加绩效工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财经》记者解释，是否发放高工资还涉及缴纳社保的问题，工资定得越高，则公司承担的社保金负担也越重，像央视这样用人众多的单位，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按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费是从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费中提取，并由派遣公司负责缴纳。劳务派遣公司一般按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就低不就高缴纳。“劳务派遣制度的本质是用人单位把一笔费用交给派遣公司，由派遣公司与员工签订合同，缴纳社保，如果央视不在乎为员工多缴纳社保，就可以定高工资，如果在乎这笔钱，那就另当别论。”张斌说。
低工资之下，从节目制作经费中领取报酬的做法并没有改变。“派遣进来的人干着很重要的活，没有高工资留不住人才，但派遣工资定得又很低，只能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说。
应当说，央视多年来也在不断规范“报票”制度。在央视工作的一位制片人说，最初“报票”很宽松，现在越来越严，连汽油费都不许报。
《东方时空》一开始享有的特殊政策也均慢慢回收，广告收入不再自行留用，而代之以预算制度。“每个月每个组报下个月的预算，经过批准再由制片人负责经费的使用，按播出时间制定经费额度，包括设备租用费、差旅费、劳务费。”上述制片人说，近来年，节目制作经费一年不如一年。
尽管如此，“报票”毕竟是一个灰色地带。张斌认为，以报销发票获得公务报酬的方式应该禁止，因为这种报酬在工资所得上体现不出来，其结果还少交了个人所得税，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一开始数额没那么巨大，问题不大，如今‘四费’高达6个多亿，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间的税务漏洞可想而知。”知情人士说。
报票也产生了其他几个后果，一是使现有工资制度基本崩溃，二是带来收入的巨大差异，同时，埋下了腐败之机。
因制片人掌握经费分配，这一制度对于制片人是重大考验。已离职的一位央视新闻评论部人士坦承，这给制片人留下了寻租空间，也令制片人的角色“很难做”。“这种制度下，管人就是管票，但是一张一张的票管理非常难，无法核实。最后只能靠信任机制，平时一期节目制作经费报销1万块，突然一期要报3万块，也只能签字，因为不想破坏这种信任机制，一旦信任机制破坏，员工只能走人。”
“这种灵活的制度下，虚报发票的事情是很难杜绝的，在财务上必定产生问题。”黄升民说。
报票制度还催生了一个发票产业链，一批倒卖发票的人依托央视为生。他们为央视员工提供发票，从中抽取三五个点不等的报酬。票贩子甚至根据央视员工的需要，“量身定制”成套发票，出差的来回车票，中间的住宿票，打车票，一应俱全。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央视收缩报票，亦与北京市警方破获的一起发票案有关。“这起案件中，警方查获的发票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央视。”
前景未明
据悉，央视的内部财务部门最初因此事涉嫌违法而反对报票制度，但台里既然决定，从大局出发，只能服从。知情人士透露，新台长焦利赴任后听了财务部门的汇报，深受震动，表示非改不可。
在压缩报票规模的同时，央视也推出一系列人事制度的改革措施，一是进行“五定”——定岗、定人、定职、定责、定量。
劳务派遣制度也在改革之列。劳务派遣实际上适用的是临时的辅助性岗位，但现在通过劳务派遣的央视员工很多为重要岗位，甚至是部门领导，劳务派遣显然不能再适用于央视。知情人士说，新的改革动向是将企聘改成台聘，正式表述是“台属合同用工”。新台长表示要以此“解决员工的归属感问题”，同时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另一项改革动向是实行制播分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节目部门比如体育频道，先进行试点。分离之后，实行企业化运作，不再纳入原有财务体系。
财务流程上亦做相应改变。央视的层级是台领导－频道总监－制片人，原来是部主任批准即可走账，现在必须报到频道总监那里才能走账。为配合改革，央视甚至还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以起威慑之效。
一系列改革牵涉颇多，何时能完成，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但应该不会耽误太久，不然影响到大家的收入，可能引起反弹。”知情人士说。然因这些变化都很复杂，能不能走得通，也是未知数。仅“五定”一项，涉及到具体的人，就会有很多的博弈和斗争，短时间很难完成。
由“企聘”改成“台聘”这一消息让很多央视员工感到欣喜，但这与国家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悖，他们对这一改革方向并不乐观。
市场化的改革仍是关键。在黄升民看来，应尽快进行制度设计，能分离出来的尽快分离出来，彻底公司化运作，员工的薪资以市场定价，就自然不会存在报票的怪现象。
央视急缩四票的前景并不明朗。对员工而言，如何尽快补上收入才是关键。“压缩报票政策过于急促，应该先进行人员‘五定’再动作。”一位央视员工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政策真空期，搞得人心惶惶。”
2011年09月26日14:31 来源：《财经》 作者：舒泰峰
作为广电系统龙头，央视此番是否能一鼓作气打破固有顽疾，并以此理顺相关的人事财务制度，不惟涉及到央视员工的利益，亦具有风向标作用
《财经》(博客,微博)记者 舒泰峰
“上个月我只领到2300块基本工资，其他部分什么时候发还不清楚。”中央电视台一位年轻记者诉说自己的苦恼。
事出有因。央视多年来实行报票制度，除基本工资之外，员工的报酬主要靠提供发票，从节目制作经费当中列支。据内部人士透露，央视员工通过报票取得的收入几乎占总收入60％以上。
然而从8月起，央视却突然改变了这一做法，从而导致员工无法足额领取薪水。以上述记者为例，她每月收入为八九千元，而8月份，只领到了2300元基本工资，其余本应凭发票领取的报酬因压缩报票而无法获取。
在央视内部，此变化的正式说法为压缩四费——餐费、交通费、稿费（外请专家、评委的费用）、劳务费的报销比例。据央视一位制片人介绍，按照新规定，四费不得超过节目制作经费的7％。这意味着，如果某节目一期制作经费为3万元，四费不得超过2100元，“这点钱连员工正常的餐费和交通费都保证不了，何况还要采访专家等。说白了，节目没法做了”。上述制片人说。
据《财经》记者了解，此举已影响到部分央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新节目的制作因此受到影响，有的栏目已开始准备重播旧节目。前述制片人表示，按此新政策，普通员工每月只能拿到3000元－4000元，今后将很难指挥采编队伍继续工作。
长期关注广电系统改革的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担心，若不迅速解决这一问题，不久后央视将面临人才大量流失问题。
另一方面，已施行多年的报票制度建立在旧有人事体制之上，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央视的四费金额巨大，其内部数据称达到6亿多元。按照央视现有员工8000人计算，人均达到7.5万元，这意味着平均每个员工每月需报销发票6000元以上，就此而言，改革的确势在必行。
“报票”制度长期以来困扰着央视员工，围绕报票，怪象丛生，人人为其所烦却又难以摆脱，其背后牵扯到央视的特殊财务和人事制度。
“报票”制度由来
央视“报票”制度的来源要追溯到上世纪90年代初。应中宣部关于广播电视要抓社会热点的要求，在时任台长杨伟光主持下，决定由新闻中心创办一个抓热点问题的栏目，《东方时空》栏目应运而生，于1993年5月1日开播。
2003年，在《东方时空》开播十周年之际，杨伟光回忆，当年开办《东方时空》，筹备组只调了7个年轻人，但每天要制作40分钟节目，压力巨大。在《东方时空》取得成功之后，央视高层决定在新闻中心中增设评论部建制，预计需要100多名员工。但这些人手从央视内部调动难度较大，因此，高层决定向社会招聘员工。
但是，央视作为事业单位，用人受到严格编制限制。比如，台计财部门提出，按规定每人每月工资280元；人事处提出，按规定不发工作证、不能评职称、没有医疗保险；行政部门提出，按规定不能分房。筹备组则提出，计划聘用的编导、主持人、工程师最低学历为本科，他们的待遇不应低于原本台正式职工。
但在实际中，招聘人员的薪酬来源如何解决成为一个难题，因为他们无法获得正式编制，因此这部分资金无法列支。
为此，台里又提了一个方案，对《东方时空》实行台里借给启动资金，广告费自收自支，亏损不补，结余上交台里。财务工作由下属公司代管，台财务处监督。
事后看来，当时实施的事实上是一种经费承包制。即栏目将一定比例的广告收入上缴，其余可由栏目自行支配。实行“承包制”后，《东方时空》将广告交由央视之外的广告公司代理，成为央视首个实行广告代理的栏目。自此为起点，央视也从此形成了几种模式，按节目经费的使用方式划分为预算制(台财务全额拨款)、承包制(栏目包干)、混合制三种。
《东方时空》开播后，全新的节目形态让观众眼前一亮，广告收入也迅速攀升。杨伟光回忆，一开始，15秒广告2500元，大约半年以后提高到12500元。第一年就做到了经费自给。随着《东方时空》等栏目取得成功，承包制迅速推广到央视全台乃至全国，《东方时空》也被称为中国电视业的“小岗村”。
新机制下，央视吸引了大批优秀电视人，他们有的从地方电视台，有的从高校，有的从广播电台来到央视，放弃原有的事业单位编制，成为央视的聘用人员，以此换取一个优越的平台和高薪。
“改革的本质就是放开人权和财权。原来进一个人需要台里人事处审批，还要考试。现在栏目有了自主权，就可以不拘一格选人才了。只要合适的人才，认准了就可以请进来，但是人家大腕来了，不能亏待，得给人家高工资。”央视新闻评论部一位已离任的制片人告诉《财经》记者。
然而在一个事业单位，高薪路线与规不合。给外聘人员的报酬于是走了迂回路线，不叫劳动报酬，而从节目制作经费中列支，以发票相抵。“节目制作经费很模糊，我要做一期好节目，需要去国外采访，需要与专家对谈等，可以有很多名目，于是餐费和交通费等票据就多了。”上述制片人说。
“从节目制作经费当中给员工报酬，这就是报票的由来。”他说。
后“报票”时代
不可否认，“报票”制度的迂回，确使央视突破了之前的体制束缚，促进了央视的发展。1992年到1997年五年间，央视播出时间由17937小时上涨到52441小时。栏目由108个增至332个。编外人员也同时迅速增长。
截至2003年5月底，央视统计其台本部共有各类人员9500余人，其中正式编制内职工2500余人，编外人员达到7000人，占人员总数的73.48％，是正式员工的2.8倍。
“报票”制度也随之在台内普及。“一开始管理非常粗线条。”央视一位内部人士透露，“有的制片人背着整包的钱给大家现场发放。”
对于编外人员的聘用也相当随意。这些编外人员来源五花八门，分为“中心聘用”、“部门聘用”、“小组聘用”，甚至还有大量没履行任何聘用手续的“计件工”，干一天算一天。
由于无法与事业体制的央视签订合法劳动合同，这些编外人员的社会保障等一系列问题处于真空状态，而报酬发放也十分混乱。
为解决这一问题，2004年，国际电视总公司下属的北京中视汇才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挂牌，央视由此开始推行劳务派遣制度，即先由中视汇才依照一定的聘用程序，招录、聘用员工，再由公司派遣到央视工作。从此绝大部分编外人员转变为“企聘人员”，即劳务派遣公司委派到央视工作的劳务人员。
劳务派遣之后，央视员工只剩下两种：台聘和企聘。劳务派遣解决了央视长期存在的编外人员的身份、社保等问题，央视同时表示也借此解决了需要“报票”领取报酬的问题。然而事实上，这一问题没有解决，乱象依旧。
提到报票，现已离职的央视某新闻栏目的一位编导摇头不已，认为这是一项“邪恶”的制度。他2005年到央视，没有赶上2004年的劳务派遣，回忆当年，只有七八百块工资不需要报票，其余收入均需报票，每月少则七八千元，多则1万元。
这位编导回忆，其所报发票大多来自于一位开烤鸭店的朋友，这位朋友每月给他提供一次发票，两年下来累计有10万元之多。“如果全折算成烤鸭，算下来吃了1000只烤鸭，平均每天超过一只。”
即使通过劳务派遣进入央视的，也同样需要报票，只是报票数量略少。
更使编外员工尴尬的是，他们需借用正式员工的名义方能报票。如此一来，正式员工经常需要为多位临时员工报票，“有一次，七八个人都交了出租车票给某位同事，后来财务一核对发票，这位同事在同一个时间里分别坐在七八辆不同的车上，去往不同的方向。”数年后说起此事，这名编导仍觉啼笑皆非。
而即使台聘的正式员工，同样需要报票。“他们也要从节目制作经费中列支。”一位制片人说。
积弊难改
2007年，央视清理了1800名“不规范用工”，其中包括临时外请人员、兼职人员、外协人员、实习人员、专家顾问、小时工等。但是“报票”问题仍然未能解决。其原因何在？知情人士分析，劳务派遣制度运行之后，派遣到央视的员工工资水平较低。
劳务派遣之后，员工按理可以名正言顺地获取高工资。然而，普通员工分为六级，最低档的一级基本工资仅为2000元左右，外加绩效工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税收研究室主任张斌对《财经》记者解释，是否发放高工资还涉及缴纳社保的问题，工资定得越高，则公司承担的社保金负担也越重，像央视这样用人众多的单位，这是一笔巨大的开支。
按相关规定，劳务派遣工的社会保险费是从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务派遣公司的劳务费中提取，并由派遣公司负责缴纳。劳务派遣公司一般按非正规就业的比例就低不就高缴纳。“劳务派遣制度的本质是用人单位把一笔费用交给派遣公司，由派遣公司与员工签订合同，缴纳社保，如果央视不在乎为员工多缴纳社保，就可以定高工资，如果在乎这笔钱，那就另当别论。”张斌说。
低工资之下，从节目制作经费中领取报酬的做法并没有改变。“派遣进来的人干着很重要的活，没有高工资留不住人才，但派遣工资定得又很低，只能用其他的方法来弥补。”中国传媒大学广告学院院长黄升民说。
应当说，央视多年来也在不断规范“报票”制度。在央视工作的一位制片人说，最初“报票”很宽松，现在越来越严，连汽油费都不许报。
《东方时空》一开始享有的特殊政策也均慢慢回收，广告收入不再自行留用，而代之以预算制度。“每个月每个组报下个月的预算，经过批准再由制片人负责经费的使用，按播出时间制定经费额度，包括设备租用费、差旅费、劳务费。”上述制片人说，近来年，节目制作经费一年不如一年。
尽管如此，“报票”毕竟是一个灰色地带。张斌认为，以报销发票获得公务报酬的方式应该禁止，因为这种报酬在工资所得上体现不出来，其结果还少交了个人所得税，造成国家税收的流失。
“一开始数额没那么巨大，问题不大，如今‘四费’高达6个多亿，问题就凸显出来了，其间的税务漏洞可想而知。”知情人士说。
报票也产生了其他几个后果，一是使现有工资制度基本崩溃，二是带来收入的巨大差异，同时，埋下了腐败之机。
因制片人掌握经费分配，这一制度对于制片人是重大考验。已离职的一位央视新闻评论部人士坦承，这给制片人留下了寻租空间，也令制片人的角色“很难做”。“这种制度下，管人就是管票，但是一张一张的票管理非常难，无法核实。最后只能靠信任机制，平时一期节目制作经费报销1万块，突然一期要报3万块，也只能签字，因为不想破坏这种信任机制，一旦信任机制破坏，员工只能走人。”
“这种灵活的制度下，虚报发票的事情是很难杜绝的，在财务上必定产生问题。”黄升民说。
报票制度还催生了一个发票产业链，一批倒卖发票的人依托央视为生。他们为央视员工提供发票，从中抽取三五个点不等的报酬。票贩子甚至根据央视员工的需要，“量身定制”成套发票，出差的来回车票，中间的住宿票，打车票，一应俱全。
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央视收缩报票，亦与北京市警方破获的一起发票案有关。“这起案件中，警方查获的发票很大一部分流向了央视。”
前景未明
据悉，央视的内部财务部门最初因此事涉嫌违法而反对报票制度，但台里既然决定，从大局出发，只能服从。知情人士透露，新台长焦利赴任后听了财务部门的汇报，深受震动，表示非改不可。
在压缩报票规模的同时，央视也推出一系列人事制度的改革措施，一是进行“五定”——定岗、定人、定职、定责、定量。
劳务派遣制度也在改革之列。劳务派遣实际上适用的是临时的辅助性岗位，但现在通过劳务派遣的央视员工很多为重要岗位，甚至是部门领导，劳务派遣显然不能再适用于央视。知情人士说，新的改革动向是将企聘改成台聘，正式表述是“台属合同用工”。新台长表示要以此“解决员工的归属感问题”，同时要建立合理的工资增长机制。
另一项改革动向是实行制播分离，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的节目部门比如体育频道，先进行试点。分离之后，实行企业化运作，不再纳入原有财务体系。
财务流程上亦做相应改变。央视的层级是台领导－频道总监－制片人，原来是部主任批准即可走账，现在必须报到频道总监那里才能走账。为配合改革，央视甚至还下发了一份关于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的文件，以起威慑之效。
一系列改革牵涉颇多，何时能完成，并没有一个时间表。“但应该不会耽误太久，不然影响到大家的收入，可能引起反弹。”知情人士说。然因这些变化都很复杂，能不能走得通，也是未知数。仅“五定”一项，涉及到具体的人，就会有很多的博弈和斗争，短时间很难完成。
由“企聘”改成“台聘”这一消息让很多央视员工感到欣喜，但这与国家关于事业单位改革的市场化方向相悖，他们对这一改革方向并不乐观。
市场化的改革仍是关键。在黄升民看来，应尽快进行制度设计，能分离出来的尽快分离出来，彻底公司化运作，员工的薪资以市场定价，就自然不会存在报票的怪现象。
央视急缩四票的前景并不明朗。对员工而言，如何尽快补上收入才是关键。“压缩报票政策过于急促，应该先进行人员‘五定’再动作。”一位央视员工说，“现在出现了一个政策真空期，搞得人心惶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