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策智库 ChangCe Thinktank

国美比不上国资委美！

　　斯伟江

　　(2010-08-16 09:04:38)


　　这几天，国美内斗公开。创始人兼大股东黄光裕和国美的管理层，开始一场鱼死网破的对公司控制权的争斗。

　　一个是身陷囹圄的前首富，一个是曾经被收编的现掌门，情势似乎对管理层有利。现在的董事局主席陈晓说了，鱼（黄）会死，网（陈）不会破。而黄光裕的持股权仅占公司31.66%，而机构投资者和现在管理层持股加起来有45%，所以，最关键的是，机构投资者，犹如楚汉战争后期的韩信，挺黄，陈（管理层）下台，挺陈，黄将被淡化（通过稀释股权等方式）。这里面合纵连横，勾心斗角，胜负，恐怕没有陈晓说得那么简单。

　　另一片天地，却是艳阳天。国资委最新发布了《国务院国资委2009年回顾》，除了主任玉照、致辞外，大篇幅是讲“中央企业着眼大局，勇挑重担。在国家和人民急需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的感人事迹。《回顾》说，从2002年到2009年，中央企业的资产总额从71285.3亿元增加到210580.8亿元。平均年增产16.74%，净资产的增长率14.80%。多年来，央企保持了较高的总资产报酬率和净资产收益率。上交国有资本收益2006年140亿元，2007年357亿元，2008年度为874亿元。与此同时，《回顾》引用人民大学的一个报告说，2003-2008年期间，国企税负大大高于其他类型企业，是私营企业税负综合平均值（5.16%）的5.29倍。

　　阅读报告，看着国美，笔者感动得热泪盈眶。央企（自称共和国的长子们）和他们的监护人——国资委，真的能和神仙李一相比，巴菲特该来国资委取经，股神的称号该立即授予国资委主任，因为，央企的业绩应当归功于大股东（甚至就是唯一的股东）国资委的英明领导。

　　

　　正在含泪翻看报告时，发现了报告中第12页有2009年资产超过千亿元的央企名单，排名前五位的是：中石油、国家电网、中石化、中国移动、中国电信。（接下来的什么华能、中海油等等，大多数是垄断企业）。热泪立马横流，股神转眼变悟本。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你垄断了老百姓日常必需的行业，自己定一个价格，想赚多少是多少，资产岂能不增值，类似于第二税务局，这么多资产净收益，无非是从百姓口袋里掏到央企口袋里，有本事，如法国的国有企业一样，放开市场，竞争出效益，才是真英雄。

　　神话破灭后，可得细细审查，凭什么说，国企税负是私营企业的5倍多，法律规定，企业所得税税率为25%，营业税税率3-20%不等，国企的平均税率27.3%，显然是占便宜了，何来的是私营企业的五倍多？国有企业的很多土地，都是国家无偿划拨，都无需交出让金，这个便宜，有学者说，已经超过了其上交的所谓国有资本收益。神话看来确实是假的，而国有企业的高工资，上千万元的一盏吊灯，却是真的神话，外人讳莫如深，国资委守口如瓶。

　　再扯回国美，为什么黄光裕身在狱中，仍心系国美，奋力争夺控制权，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是对国美的关切，是对自己权益的保护。如英国哲学家密尔说的，“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反过来，不是自己的东西，不心疼。拿中国话来说，就是崽卖爷田不心疼。而国资委眼中，央企只有优点，没有缺点，那些行贿门，都是国外检察官起诉了，资料公布，行贿对象是央企，国资委仍装聋作哑。说白了，为全民创造财富，全民只是一个概念而已，远不如黄光裕，虽然关在牢里，毕竟是一个具体的人，有思维，有维护自己利益的冲动。

　　不说，国资委是全民的管理层，央企的管理层，更是二道贩子。是管理层委托的管理层，崽卖爷田不心疼，孙子卖起来，更是眼睛都不眨一下。所谓国企一个抄表工工资高达10万元之类的新闻，在那些动不动就管理层持股的央企来说，只是九牛一毛，这些股票，一旦上市，管理层身价价值上亿，要点出这些央企管理层的名字，也不是难事。

　　国美位居群雄割据的家电零售业，黄光裕白手起家，算个草莽枭雄，他涉及违法犯罪，受到该受的惩罚；央企大多是垄断企业，坐享其成，奢谈什么为全民创造财富，税负重，赢利高，而对大量侵吞国有资产的行为，很多人却并没有如黄光裕一样受到处罚。

　　长子们，旁观国美龙虎斗，是否会觉得自己这个制度优越性是那么地好，以至于希望好爸爸永远健康？而好爸爸看着这些长子们（包括败家子们），眼神永远是那么的慈祥。剩下的，只有我们这些比坐牢的黄光裕还OUT的股东爷爷们，老泪纵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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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世纪网】本文网址：http://www.21cbh.com/HTML/2010-8-16/3MMDAwMDE5MjE3MQ.html?source=hp&position=column

13省市试点碳减排：各走各的道

21世纪经济报道 肖明 北京报道 2010-08-19 22:47:36

核心提示：“国家发改委要求我们试点地区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一位地方发改委官员说。

8月18日，国家发改委在北京正式启动国家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在启动会议上表示，各试点省市需要在“十二五”起到低碳试点的表率作用。

“试点省市要体现先进性，至少在同等地区要有示范带头作用。”解振华说，试点单位地处不同地区，发展水平和特点不同，目前选择的省市并不一定就是在碳减排方面做得最好的地区。

7月19日，国家发改委气候司下发《关于开展低碳省区和低碳城市试点工作的通知》，确定广东、辽宁、湖北、陕西、云南五省，和天津、重庆、深圳、厦门、杭州、南昌、贵阳、保定八市，作为首批低碳试点省和低碳试点市。

国家发改委在8月18日的启动会议上要求，以上地区在8月31日以前，需上报低碳试点的工作实施方案。

试点方案将包括五个方面的内容：编制低碳发展规划、制定支持低碳绿色发展的配套政策、加快建立以低碳排放为特征的产业体系、建立温室气体排放数据统计和管理体系、积极倡导低碳绿色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国家发改委要求我们试点地区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一位与会的地方发改委官员说，目前为止并未看到高层拿出统一的试点方案或指导意见，或是具体的试点优惠政策。

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表示，目前需要各地自己形成独特的发展思路，地区探索出的成功经验，将在全国层面上推广。

目前在能源减排总量和碳减排量上，纳入试点地区的完成情况和经验尚存较大差异。

以天津为例，2009年天津单位GDP能耗已提前1年完成“十一五”减排20%的目标，而今年上半年天津能源强度尚在继续下降。

记者了解到，该市节能任务提前完成的秘密，在于其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快速成长改变了经济结构、放大了经济总量，进而降低了单位GDP能源强度。

而同样纳入试点的云南，今年上半年的能源减排总量约完成今年目标进度的60%。不过，由于干旱导致火电用煤增加，碳强度并没有随能源强度同步下降。

重庆市低碳研究中心负责人袁康则表示，重庆下一步要通过新能源等具体低碳项目的实施来促进碳强度降低。

部分试点省市的官员希望，国家最好能给出一些指导性的意见和方向。

“下一步碳排放目标的确定，国家可以不出统一的低碳试点方案，但需要统一的统计核算细则，否则工作难以分解落实。”天津市统计局副局长武军定表示。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家发改委要求，试点地区的碳指标分解和统计监测工作要先行先试，走在全国前列。国家发改委亦正与试点地区协商，将单位GDP碳排放指标分解到各地，同时单位GDP能耗指标，也有望分解到各个省市。

国家发改委要求，试点地区在碳减排方面发挥能动性，探索各种政策支持，为降低碳排放强度而努力，并通过探索经济手段如碳金融等办法来筹集资金。

解振华要求各地大胆探索，能设立目标，拿出能结合本地特点，具有针对性的碳强度减排办法。

不过，国家发改委明确反对各地争相上马“碳交易所”。“即使是美国和欧盟，也分别只有1个交易所。”国家发改委的一位官员说。

这是绿色和平的人写的，逻辑上有一堆问题


极端天气警醒人类应对气候变化

杨爱伦 2010-08-19 23:49:15
近来，极端天气事件接二连三的肆虐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其数目之频繁、破坏规模之大，可谓触目惊心。中国从年初的西南五省大旱、长江洪水、东北水患，一直到甘肃省舟曲县突降暴雨引起的泥石流将县城淹没，造成令上千人死亡的国难。现在四川则因洪水告急。

在国外，巴基斯坦大洪水，俄罗斯持续高温引起的森林大火……接踵而来的气候灾难，再一次给全世界政府拉响警钟——必须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要提高适应气候变化的能力，更要逐步摆脱煤炭、石油等化石燃料，从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

但与来势汹汹的极端气候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努力的步履艰难。日前，在德国波恩结束的联合国气候变化谈判会议，又一次以僵局收场。上月底，美国参议院搁置了其国内气候立法的进程，这意味着短期内美国不会有全国性的减排目标。

鉴于气候变化问题成因的全球性，很多国家难免有想“搭便车”的念头，希望别的国家多做一点，自己国家少做一点。小岛国和一些最脆弱的国家嘶声力竭的呐喊，是因为他们会是最早遭受灭顶之灾的国家。而那些自认为受影响不会太大的国家，即便自身排放量可能很大，也会在气候问题上消极怠工。这种消极态度既是对全球气候公平的不负责任，也是对气候变化科学的不了解。

俄罗斯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一直以来，作为世界第三大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俄罗斯，对于采取减排行动非常不积极，去年出台的气候目标是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可在1990年水平上再增长30%。

入夏以来，热浪席卷俄罗斯，超过1200个俄罗斯人消暑时溺水身亡。高温引发了大火，山火导致的烟雾可能致数以百计的民众丧生。原本以为全球变暖对于像俄罗斯这样的寒冷国家能有什么危害，这下俄罗斯政府也被迫重新审视气候变化对其的危害性。俄总统梅德韦杰夫称目前全球气候正在发生的转变已为我们所有人敲响了“警钟”，并敦促各国领导、各社会团体以更积极的方式来对抗气候变化。这是俄罗斯领导人第一次如此高调的评论气候变化问题的严峻形势。

其实不光是莫斯科在经历最热的夏天，根据世界气象组织上个月发布的预测，2010年很有可能是自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而上周发布的另一份由英美科学家联合发布的报告《2009年气候状况》，亦称从2000年到2009年的十年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十年。

面对这种种气候灾难，就连去年底随着“气候门”开始闹得轰轰烈烈的气候怀疑论，到了这会儿也似乎消声匿迹了。“警钟”已在长鸣，应对气候变化已是刻不容缓。

原文：Robert Reich (The Truth About China As #2)

译文：博客：关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的真相


作者：Robert Reich
发表时间：2010年8月16日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中国成了世界第二，这可是官方消息。根据日本政府今天公布的数字，它的经济总量以第二季度的名义GDP计算，现在已超过日本。而且按照中国现在的增长速度，在十年多一点之后它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高盛说是2027年，普华永道说是2020年）。

千万别被这些数字给误导了。重要的不是中国的排名，也不是中国的生产总值，甚至不是中国达到世界第二的超高速。

重要的是，在它的产量中，中国人得到了多少份额，中国人消费了多少。而这个问题正越来越严重。

中国是有一小群亿万富翁，但是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非常贫困。通常一个中国人的年收入相当于3,600美元，这个水平排在全世界126个国家之后。（通常一个日本人年收入是39,000美元；而一个美国人年收入是46,400美元。）

是的，中国的老板们已经开始对工人最近提出的更高工资的要求做出了回应。但是中国人的工资和产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以至于如果把工资水平提升到应有的水平，将可能会引发一场劳工骚乱的海啸。

从汽车到手机，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但是这不是因为普通的中国人可以轻易地拥有它们，而是因为在13亿人中，有几亿人终于存足够了钱，可以买了。

如果中国人的工资和购买力的增长速度继续低于中国生产产品和服务的增长速度，比起中国的企业利润和政府收入占全国比例的增长得更慢，那我们都会有麻烦。

把中国想象成一个巨大的，以每年10%（今年要低一点）的速度增长的大生产机器。这台机器从周围的世界吞进越来越多的原材料和零部件——它现在是世界第一大铁矿石和铜的买家，接近世界第一的原油进口国——吐出堆积如山的产品，同时产生严峻的环境问题。

但是因为中国只消费自己生产的产品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它必须把这些产品卖给世界各地的消费者（欧洲、北美和日本）才能继续生产。通过把产品卖到世界各地， 中国赚到的钱又重新投资到工厂、道路、火车和发电厂来增加中国的产能，然后生产更多。另外一大部分钱被借给或者投资于世界的其它地区（以非常低的代价为美 国的赤字预算融资）。

但是这样的情况不能持续下去。中国的工人不允许，其它国家正在失去工作的人们也不允许。

简单的提高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或者更多的工人闹事不是答案。这个问题其实比想象的还要大。在全世界，我们正在见证生产和消费之间的差距在不断增大，而同时自然环境在持续恶化。因为这台中国机器正在以最快的速度增长，它也正朝着崩溃飞速前进。

本文作者：Robert Reich 是前劳动部部长（克林顿时期），伯克利大学的教授

季琦：打猎种树农庄是我的模式
作者：季琦 2010年08月18日

从出校门起，我做过三种不同种类的生意，概括起来挺有意思，和大家分享。

最开始是卖电脑和做系统集成，一个个订单去争取，一个个项目去打拼，要不停地销售、公关。那个时候，喝不完的酒，吃不完的饭局，肚子一天天圆起来(啤酒肚)，血脂一天天高起来。年轻的时候还可以仗着身体好，有点本钱，拿着青春赌明天。

这就像打猎，每次出门不知会碰上什么?也不知道能打到什么?是兔子、是野猪，还是老虎和狮子?运气不好也会空手而归。碰上兔子，第二天还得出去寻找猎物，否则养不活大家;碰到山羊、麋鹿那是最好;要是碰上野猪、老虎，有时还会受伤，弄不好被它们吃掉也有可能。

打猎会一直处于紧张的状态中，吃了上顿愁下顿，一直在奔波，努力维持着最基本的生存。勤奋和努力也能够过上殷实小康的生活，但不会“发财致富”。而且生活的质量不高，年纪大了就拼不了了。因此，我一直努力想从这种状态中走出来。

后来和几个朋友一起弄了个携程网。搭好框架，确立了行业地位，生意自然来了。平常也不用去喝酒应酬，维护好服务平台就行。

这有点像种树。树种下，只要根基扎实了，树长得足够高，能够获得足够的阳光和雨露，就可以享受它的果实了。

再后来做经济型酒店，选址、装修、日常营业，又有点像开荒种庄稼：在合适的位置选好地方，平整、播种，日常维护和料理，一季收割一次。

不需要像做项目一样去“讨生活”，但要在合适的地方，选择合适的庄稼品种来种(选址和产品类型)。选错了，后期再辛苦也是徒劳。就像华东种植甘蔗，就会因为过多的雨水和不充足的光照，甘蔗的含糖量不高;而选择喜水好阴的水稻却是最合适。

土地的平整和播种(设计、装修)也非常重要。如果开荒出来的地块是块“漏地”(渗水、异味等隐性装修毛病)——不储水，那么水稻就会因为缺水而产量很低;要是播种过密(房间太小)，也会因为没有足够的阳光和养分而营养不良;秧插得太稀(房间过大)，又会影响产量。

而日常的维护(日常经营)也非常重要，既要灌溉、施肥，也要除草、灭虫害，任何一个环节没有做好都会出问题。

当然，遍布全国的连锁酒店就像大农庄，大兵团作战，规模化运作，需要专业的管理，先进的技术手段来支持。

种庄稼相对容易，种树技巧性强一些，但要做个大农庄，就非常难。尤其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农业社会中，发展现代农业绝非易事，但这也正是我们的机会所在啊!

从Street到Hill：如何进行有效的公共政策辩论
■K街观察之李华芳专栏(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重要的政治中心之一，有一“街”一“山”与政治事务相关，同样名动天下。这一街是K街(K-Street)，这一山就是国会山(CapitolHill)，国会山其实很难算一座山，顶多算个坡而已。而K街也早已超出“街”的局限，成为围绕政策进行研究、分析、宣传、游说等业务的机构的代称，包括智库、律所、咨询公司以及从事专业游说业务的公关公司等。

游说(lobby)是从K街到国会山的关键活动，通常会影响具体的公共政策。“说客”(lobbyist)是其中的主角，说客代表利益集团进行游说，但说客必须进行登记注册，以表明身份。中国的“驻京办”有时候也代表地方利益集团，但通常羞羞答答遮遮掩掩开展见不得光的业务，而K街的说客们则光明正大，甚至颇有说客以自己的身份为傲。

通常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代表利益集团还敢这么明目张胆呢？这要从“利益集团”这个词说起，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写到：“美国人不论年龄多大，不论处于什么地位，不论志趣是什么，无不时时在组织社团……在法国，凡是创办新的事业，都由政府出面；在英国，则由当地的权贵带头；在美国，你会看到人们组织社团。”这组团就是组成“利益集团”，大家利益与共休戚相关，才能紧密组织起来。所以利益集团本来就是光明正大的一件事情，必须向别人表明你的利益旨趣所在，别人才能明白你的意图，进而再进行沟通交流。所以在美国组团结社要光明正大，代表利益集团要明目张胆。


在利益明确之后，假定国会即将通过一项法案是不利于某个说客所代表的利益集团，那么说客就要游说，争取不让法案通过。当然也有说客代表利益集团去推动法案的通过，因为可能不利于这个利益集团的，没准有利于那个利益集团。这种院外游说的历史非常悠久，美国独立后的第一届国会就已经出现游说活动。只不过说客不能进入会议室和议事大厅，通常只能在国会和政府大楼的走廊上活动，因此走廊(lobby)这个单词就成了游说活动的英文名，lobbyist也就成了说客的代称。

通常有一种观点认为说客大大增加了美国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的成本，因为可能会陷入旷日持久的拖延之中。而且本来简单的事情，被说客们搞复杂化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说客们起到的是节约了巨大的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成本。

为什么这么说呢？理由至少有两个：第一，说客们明言利益，这样有助于各个利益集团知道其他各方想要的利益是什么，极大消除了信息不对称，就有了沟通谈判的基础，也有助于达成共识，可以避免由于草率出台公共政策导致的其他社会成本。如果不明白其他利益相关者想要什么，公共政策反而可能迷失其中。你想讲利益，结果别人跟你讲政治，这公共政策就谈不成了。

第二，说客们明言利益要有凭有据，不能光说我们这方的利益有多大，然后来一个狮子大开口，要其他各方作出更多让步。这行不通。因为其他各方也会测算你的利益。尽管这依旧难以避免一定程度的夸大其词，但总体而言能相互制衡。

那么如何做到有凭有据呢？这就要谈到智库的功能。大部分的智库通常都会做几件事情，包括提供研究报告、发表媒体意见、提供国会证词、举办各种活动等。这些都是关于具体公共政策的，比如华府的消费税比弗吉尼亚多交了多少，但没有投票权，这事不公平，要解决，方案是要么降低消费税，要么增加投票权。

也许从K街到国会山之路，最重要的就是极大提升了围绕公共政策进行辩论的水平。我们的公共政策辩论，更多停留在“为谁说话”的站队阶段，并且往往是从有没有良心的角度去评价公共政策，缺乏专业的研究和分析。而之所以缺乏专业研究和分析，又恰是因为不敢明言利益摆上台面来谈之故。因为利益不明信息不全，也就导致说话难有凭据，公共政策与其说有辩论不如说是吵架，因此也就无法通过有效的辩论来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最终影响社会福利。因此我们社会要提高制定公共政策的水平，不仅要鼓励利益集团透明化，敢言利明言利，还要鼓励智库及其他政策相关的专业机构，例如律所、咨询公司、公关公司等的发展。

(作者系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南方都

原文：China's $200,000 Harvard-Prep Program
译文：福布斯：中国的20万美元哈佛预备班

作者：Gady Epstein
发表时间：2008年8月30日 12:00 AM ET
译者：Fuge
校对：@xiaomi2020
本文参考了“中新网”上的“同来源译文”



这是你到哈佛大学读书的第一天，也是认识室友的时候。某位室友的姓以“七世”结尾，他家世世代代毕业于哈佛；某位女同学的父亲是西海岸大学的校长；某还有个家伙的姓跟这栋建筑的名字一样；某位女同学可能是一位印度贵族的孙女。

上海的霍华德?顾（Howard Gu）和朱利叶斯?高(Julius Gao)希望过不多久也能加入这一群体。这两个孩子都是16岁，父母都是企业家。他们的父母给自己的孩子每人花了20万美元，让他们参加一个为期几年的预备班。当然，很多培训项目的就在于此，但这个项目还有一个目的，那就是让孩子进去之后依然能够卓尔不群。

父母花的钱究竟能让他们得到什么呢？在上大学前的三、四年里，这些钱可以让他们周末上补习班、参加暑期学校以及小组旅行。这个才成立两年的培训班，上海领导学院的授课老师大多是国内名牌大学的毕业生。教学采取的是因材施教，但也并不完全是儒家风格：班级的规模很小，学生可以挑战老师的观点。

今年七月的某个炎热上午，上海黄浦江东岸一座不起眼的写字楼里，顾和高是仅有的两名学生，他们在一间教室里正在做着英语听力题。顾对英语听力小测验中做错的一道题不服气，他向老师李云（音）问道：“我认为这个选项不对，你可能忽略了一些问题。”教他们的李云，28岁，南京大学硕士毕业。她耐心地向谷解释这道题的依据。但是顾并未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我不认为答案应该象你 那样得出来的。”不过，顾还是错了。

像这样一群来自特权阶级的年轻人会有这样的态度，不算令人吃惊。顾家是亚洲最大超市设备供应商之一，它的客户包括家乐福和乐购，顾期盼着有一天能子承父业。高家则是中国电子行业和地产业的巨头，他打算在毕业后去一家投资银行工作。对那些想让自己的子弟接手巨大商业帝国的家庭来说，为了让子女进入美国的顶尖大学，比起大学开支与申请准备工作的花费，20万美元都算不上什么。

在中国，为“富二代”举办的培训班渐渐流行起来。最近，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了一个由政府批准的培训班。今年七月，100多名 “富二代”参加了这个培训班。他们在课堂上学习有关商业权力交接的课程。培训班还邀请解放军军人授课，让他们接受对党忠诚的教育。

这些孩子与所谓的“太子党”略有差别。“太子党”指的是政治领导人的子女。从北京的贵族学校毕业后，他们早早地在美国的常春藤大学或英国顶尖名校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些孩子们姓王、吴、薄、也许还有胡和温。

与刘亦婷相比，顾和高的情况也不大相同。刘亦婷是成都的一名普通女孩，后来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2000年，她的父母出了一本畅销书，讲如他们何培养女儿进入中国知识分子最耳熟能详的美国大学。刘亦婷如今已29岁，她曾做过管理咨询，后在纽约一家私募基金工作。

中国已经越过了只有百万里挑一的学生能进入西方精英大学的阶段，这些故事曾经是人们一听说就会眼前一亮的奇迹。现在，数以千计的中国特权学生正踏上的是一条平坦的人生之道。他们不仅可以参加名牌高中和周末预备班，还能在整个申请过程中享受咨询服务，包括面试和作文辅导，有些作文甚至是由别人捉刀代写。当然，这种投机取巧的做法只适用于一些档次较低的学校，申请此类学校的中国学生人数更少。

在中国，新富一代的确有“阶级敌人”。领导学院——中文是“泽邸传承”教育，或可翻译为“家族荣耀传统教育“—— 他们同意让《福布斯》的记者来听课，并采访17名学生中的两名，顾和高，但要求记者不要透露学生姓名和家族企业名。

这所学院的联合创办者之一的周立伟，今年36岁，江苏人，毕业于中国的哈佛——北京大学。他说，2001年-2002年去美国大学访问的时候，他意识到文科教育在美国的价值。但在顾看来，这个学院的教育只是他在上海贵族学校的额外教育的一部分。他说，他也在“练习怎么做生意”，他在帮着他哥哥卖酒，主要是卖给同学的家长。

“我可以借此挣点儿零花钱，”顾顽皮地笑着说，“因为我买的股票跌了。”听起来他好像已经准备好入学哈佛了。

Jane Ho对此文有贡献

在美国读博士的收益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吴绢


在前面一篇谈到在美国读博士的风险的文章里我曾经问过，如果在美国读博士的收益仅仅是一个终端学位，那么这个博士，是要读，还是不要读？这个问题，其实我有个很简单的回答——那就是不要读。一纸文凭，无论博士、硕士、还是学士，真的只是一张纸而已，轻如鸿毛。如果仅仅为了“一张纸”的收益，耗费美丽青春，甚至有人铤而走险做出买“纸”的傻事，实在是数学不过关，没有算清楚得失。

在美国读博士的这么多的聪明人肯定不会仅仅就为了区区一张纸去搏青春。当然首先不能否认在一些特定的领域这张博士文凭纸的确是不能或缺的敲门砖，比如要在美国高校当教授。这个算是比较看得见的收益。但在美国读博士更致命的吸引力来自那张纸之外的，看不见的收益。

曾经有人问过我：“如果让你两者选其一，在见一次外星人和得到百万美金之间，你选哪个？

更加苛刻的附加条件是：你见外星人，就是单独见一次，不会留下任何你见到外星人的证据 （相当于读博士不拿文凭）。百万美金是税后的（也算是真金白银地变富）。这个问题对于富人可能根本不是个问题，但是对曾经正在读博士的清贫的我，算是问得很到位。我相信决定来美国读博士的人很多会选择见一次外星人。为什么？


见一次外星人能让你关在地球里沉思百年也找不到G点的认知立刻高潮。你就超越了地球人的认知，到达一个完全全新的境界。求知欲是比性欲更持久和更让人无法抵御的欲望。所以说，人们的受教育的权利很神圣。扼杀人的求知欲就是阉割人的思想，是相当残忍的事情。百万美金虽然也十分可爱，可是和见一次外星人所得到的认知高潮相比，又值几个钱呢？来美国读博士的人并非人人受到这么难以遏止的对学问的求知欲的驱使。但是很多人的确是为了探寻未来而来。为了对一种自己朦胧憧憬的生活的求知欲而来。

来美国读博士最大的收益就是能当面见到这个“外星人”。而会见外星人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或许，外星人会对你微笑；也或许，外星人会对你露出它的獠牙。所以，来美国读博士的确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美国跟中国之间的距离在互联网时代，对善于翻墙的人，其实并不那么远。但是美国博士教育的点点滴滴，对没有读过的人，的确跟外星人一样陌生。这个陌生感通过远程教育，来美国旅游，甚至当一年访问学者是很难消除的。这就好像在图画书上看外星人……

有人在一个留学生聚集的网站上作了一个小调查。问大家来美国多久后看电影不用字幕。我记得回答的绝大多数人说至少要4、5年之后。掌握语言尚且如此，更不用说短期去真正体会到美国的文化、制度、精神以及对本领域的精通。

美国博士教育让人最受益的地方并不在于让你增长多少的专业知识，而在于教会你系统的思考方法。而这个思考方法不同的专业有不同的要求。不过，总而言之，授人鱼，不如授人以渔。这句话，我觉得很能体现美国博士教育的精髓。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实践起来却非常不易。虽然美国也并没有做得十全十美，但是至少这个要求已经被系统化了，成为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终极追求。给了你方法，博士生们就会被要求自己去发现问题，探索问题，并且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有了方法，博士们才能获得学术自信，在没有导师撑腰的时候也能独挡一面。

读博士的另外一个收益是在不发愁生活的前提下，可以把自己最旺盛的精力，几乎100%地用来思考、探索、和求知。这种贵族般的待遇，等到毕业了就没有了。毕业了就自然地要考虑工作、考虑雇主、考虑升职加薪。读博士期间的生活琐事相对没有那么让人烦。

以前的博士，要求的其实是“专”。就是在本专业要有深度。现在的博士，很多领域都要求“博”。要Inter-discipline。其实就是要开阔视野，触类旁通。比如学习电脑的，也可以学学哲学。学习经济的，不妨了解一下心理学。“博”的好处是可以赋予人想象力和创造力，让两门看似不同的学科互为借鉴。就好像周伯通的双手互博，容易做到功力翻倍。

在美国读博士的收益，不但是与“博士”相关的教育，还有“美国”。所以，在美国读博士不但要打开你的头脑，更要打开你的心灵。这样，收益才不仅仅只是一张花边纸。

在美国读博士的风险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吴绢


考G考T之前，或许很多人都只有一个模糊的打算。在一眼能看穿30年的当下，给生活加点波澜，加点不确定，加点模糊的星光。他们对未来的职业并没有很清楚的规划。美国，去了再说！于是，去美国读书本身就被很多人错误地当成一个正当的职业来追求。三五年之后，书读完了，突然发现读书其实是个短命的职业。如果毕业的那天还没有另一个真正的职业在等着自己，这时的焦虑和恐慌恐怕比考G考T还要让人无法忍受。因为考GT的时候，只是一张年轻的白纸，输了就输了，没有什么了不起。在美国念完了书，不管拿的是什么学科的什么学位，这张写满了英文的纸，已经有了年轮和汗水。去留之间，已经有点输不起了。

而那些对将来的职业稍许有过规划的中国留学生，相信他们很多都扯着头发纠结过：博士要读还是不要读？不如我这里用经济学的理念来计算一下投入，风险和收益。读博士最大的投入是青春。在美国拿个博士学位，短则三四年，长则七八年。在如今的互联网时代，一年能抵过去的几年。更别说中国的经济爆发，在国内经商的同学一年里赚着十年的钱。因为保养得宜，加上春风得意，十年过去了还像昨天那么年轻。而在美国读博士的，这长长的几年青春，都是要实打实地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度过。增长的知识是看不见的，看得见的只是早生的白发。同学赚的可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比如可以用来玩漂移的宝马，或者是要保姆浇花的别墅。很多人觉得不值，也有很多人为你觉得不值。特别是在这个重商重利的重金属时代，这白花花的青春似乎花得特别不值。前面说过，读书不是职业，读博士也不是职业。这么长的时间都是投入，而且是有风险的投入。

读博士最大的风险是什么？是读不出来。读博士不像硕士。美国的硕士虽然要读两年，是英国和澳洲的两倍，其实却很好读出来。不过美国几乎就不把硕士看成是一个正经的学位，当然MBA除外。我们系的硕士不用资格考，不用开题答辩，最后的毕业答辩也不用对公众公开。一般硕士被看成是一个过渡的学位。只有博士要经历九九八十一难。哪里挺不过就倒下在哪里。我们系的博士资格考要关起门来闭卷考三天。第一天考理论，第二天考方法论，第三天考专业知识。等到第三天考完，一般人的状态就是用鞭子抽他也无法再抽出来一个单词来。因为所有能想到的他都已经写出来了。通不过的有些是英语太糟糕。三天24个小时写下来，更是云遮雾罩，让导师无法给及格。有些人是实在容量不足、储备有限，不够三天的料。但是在做学问上栽跟斗，再惨也还算情理之中。

读博士另外的一种风险与学问做得如何无关，而是与文化有关。美国的文化与中国有千万种不同。文化的陷阱小则让你处处受制，大则能直接把人送进监狱，甚至送人性命。懂文化要比懂学术难得多。学术很直白，文化则很含蓄；学术很逻辑，文化则很无厘头。博士要读出来，有时候入乡随俗比悬梁刺股来得重要。


读博士的终极风险是找不到工作。当初拿到美国的博士入学通知书，很多人也同时攥着美国大学提供的全额奖学金。这份沉甸甸的奖学金除了每月可领的助教助研的薪水，还有免掉的昂贵的学杂费。七七八八算下来一年也有三五万美金。换算成人民币，这个博士也还算读得风光。好不容易读出来却找不到工作，情何以堪？理科工科的博士，工业界还能消耗一些。文科的博士，比如文学历史哲学艺术学，通常只能去高校。但是高校职位非常有限。加之终身制让七八十岁的老教授还活跃在教学研究一线，要等一个这样的高校职位，简直和查尔斯王子等当国王的难度相当。中国留学生读文科博士的少些，但是美国自己人对此却是乐此不疲，根本不把投入收益放在眼里。

如果读博士的收益仅仅是一个终端学位，而这个终端学位让原本或许有潜力成为款哥款姐甚至款大爷的人成了失业人员——不仅仅是在美国失业，还可能在中国失业，成为终端海带。那么，这个博士，是要读，还是不要读？

美国智库的全球化发展　
美国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水平最高的智库，近十年来在全球化发展方向上迅速迈进，其中有不少经验对中国的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文/《瞭望》新闻周刊驻洛杉矶记者
　　于大波报道员王晓群
　　为了解美国智库发展状况及其经验，《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最近先后采访了兰德公司、布鲁金斯学会、传统基金会等美国顶尖智库及研究智库问题的有关专家。

　　世界上智库最多的国家
　　根据今年年初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发布的《2009年全球智库报告》统计，全球共有6305家智库，分布于169个国家，其中北美洲有1912家（占比30%），欧洲有1750家（占比28%），亚洲有1183家（占比19%）。
　　宾夕法尼亚大学全球智库研究项目主任詹姆斯·麦根博士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全球范围内的智库数量比十年前有了大幅增加，各类智库在促进国际间交流、搜集信息、制定和分析政策方面的影响力正在不断增强。地区性和全球性的政府间组织——如联合国、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北约等，也都逐渐认识到了智库在政治决策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麦根说，“当智库在全球范围内不断涌现的时候，许多智库本身也在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它们执行着各自的全球扩张战略，在国内和国外不断扩建多个运营中心。这些组织生成了新的智库网络，以帮助制定和评估政策方针，形成了联系各个国家、地区乃至全球民间社会团体的纽带。”
　　与欧洲老牌工业化国家英国相比，美国的智库起步比较晚，但在二战以后，美国智库的发展跃居世界首位。目前美国拥有1815家智库，数倍于英国的智库数量285家。首都华盛顿特区是世界上智库最密集的城市，总共有393家智库。此外，马萨诸塞州、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和弗吉尼亚州的智库数量都超过100家。
　　麦根指出，尽管智库以不同形式存在于各个不同政体的国家，却均面临一个共同挑战，即如何保存智库的独立性和真实性，以便给决策者提供客观、科学和专业性意见。他认为这一问题在发展中国家显得尤其突出，由于发展中国家智库资金有限，法律不健全，因此在发展中国家，智库对国家政策制定的影响还十分有限。
　　
资金来源多元保持独立性
　　布鲁金斯学会是多年来全球排名第一的智库，也是美国历史最为悠久的智库。1916年，罗伯特·布鲁金斯同其他改革家们一道，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私立公共政策研究机构：政府研究学院，旨在推动高效治理，并用科学方法研究政策的制定。该学院分别于1922年和1924年成立经济研究所和研究生院，并在1927年将三家机构合并为一：布鲁金斯学会。布鲁金斯的最初资金来源于卡内基公司、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这些支持者们到现在仍然保持着与布鲁金斯的合作关系。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主任李成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美国智库在发展早期就意识到在政策制定研究过程中必须要有相对的独立性，在资金来源上也就有相应的考虑。“布鲁金斯学会每年的预算收入有65%左右是来自民间的捐款，而来自政府部门的资金只占3%～4%，这有助于学会长期保持无党派的独立立场。”李成说，“布鲁金斯非常注重收支平衡，使资金状况能够适应当前及长期研究项目的经费需求，并通过高效的基金管理运作，以确保各个研究项目的正常进行。”
　　根据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年报，学会在2009年度的总资产为3.48亿美元。受金融危机影响，资产比2008年度缩水了近15%，但这样的家底在美国众多非营利机构中还算得上是非常殷实的。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经费支出结构也颇为耐人寻味。2009年度占最大比重的支出是外交政策(30%)，随后是经济研究(25%)，全球经济(13%)，城市政策(12%)和治理研究(6%)。从中不难看出布鲁金斯学会放眼全球的定位。
　　兰德公司是美国另一家全球闻名的智库，虽然其研究经费主要来自于联邦、州和地方政府机构，但是长期以来坚持自己只是一个非营利的民办研究机构，独立地开展工作，与美国政府保持客户合同关系。根据兰德公司发布的2009年度财报，公司该年度总收入为2.36亿美元，其中20%来自于美国空军、12%来自于美国陆军、19%来自于美国国防部和国家安全机构、17%来自于美国卫生部及相关机构、3%来自于其他联邦政府机构、7%来自于州和地方政府机构。
　　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托马斯·麦克诺尔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解释说，“兰德公司努力通过拥有不同性质的客户的形式来保持其独立性。虽然兰德的客户大部分是美国联邦政府，但是即使就一个客户而言，比如五角大楼，其内部也有陆、海、空、情报、国防部长办公室等机构，有许多不同的部门。兰德通过与不同部门打交道，来实现一定的独立性。同时，兰德还有许多非政府部门和私营部门及海外的客户等，而慈善捐赠的支持也使得我们有能力开展更多具有公益性的研究项目。”
　　
依托于政府又独立于政府
　　综合考察上述几家美国顶尖智库，可以总结出他们在运作方式上的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既依托于政府但又独立于政府，而且智库内部管理和行业自律管理的机制也很健全。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博士长期致力于智库问题的研究以及智库建设的实践，目前他在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做访问研究，是布鲁斯金学会的访问研究员。他指出，尽管兰德公司等智库的大部分研究项目与经费来自政府，但如果研究成果糟糕，政府完全可以不买单。
　　王辉耀指出，中国国内舆论对美国智库的宣传有一些误导，使人产生了以下误解：兰德公司的大部分项目研究经费来源于美国政府；布鲁金斯为奥巴马政府输送了大批高层官员。于是一些人得出了以下结论：美国智库标榜的独立性很虚伪。
　　针对这一看法，王辉耀分析说：智库的核心是政策研究，怎么可能不跟制定政策的政府密切来往？尽管政府也会拿出少量的项目资金支持智库，但这并不影响智库的独立性。所谓独立性是指智库的独立性与研究的独立性。兰德、布鲁金斯等智库不受美国某一行政机关直接管理，他们的研究员不是政府公务员。之所以受到政府的重视，主要是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的权威与公信力。
　　王辉耀认为，为确保智库研究的独立性，也可通过合理的管理来保证，即将经营与研究分开。当然，如果没有资金来源的多元化与智库研究采纳机制的完善，这种独立性可能是表面的。
　　据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麦克诺尔介绍，兰德公司现有一个由20多人组成的监事会，以确保机构运转的独立性。监事会成员对兰德公司具有管理支配权力，虽然他们并不拥有兰德公司的任何财产。
　　麦克诺尔强调，经过数个阶段的演变与发展，兰德公司已经不再只是专注于军事与国家安全领域，而成为研究政治、军事、经济科技、社会等各方面的综合性思想库。兰德对其每个研究分部进行定期的审查，包括邀请外部专家参与的独立审查，审查人员必须按照规定的质量标准严格审查研究人员的研究结果。
　　
人才积累是核心竞争力
　　布鲁金斯学会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主任李成表示，决定智库影响力的最关键因素是人才，要看研究人员水平如何。据介绍，布鲁金斯学会现有400多位研究人员，其中有75位资深研究员，还有大约100位客座研究员和近40位访问学者。李成说，智库的影响力跟资源有关系，只有经过数十年的长期积累才有人才的汇聚；从另一方面说，人才会提高智库的地位，使它真正有话语权，这样智库才能左右逢源。
　　美国各大顶尖智库极为重视研究人员的培养，智库成员出入政界已成为美国政治的一大特色，一方面智库将精英输送到政府机构任职，由研究者变为决策参与者；另一方面也为在政府换届中的下台官员提供容身之所。
　　李成表示，布鲁金斯学会跟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被视为跨党派的“旋转门”。“我们处在一个独立的地位，没有特别强的党派色彩。如果民主党当政，我们的研究人员更多是共和党的；共和党当权的时候，民主党退下来的人进入我们的队伍，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独立性和对政府批评的作用。同时由于跟前政府官员、现政府官员或者未来政府官员之间紧密的关系，我们并不担心骨干人才交替带来的影响。”
　　布鲁金斯学会目前有17名研究员在奥巴马政府中担任大使级以上的要职，包括总统首席亚洲顾问、副国务卿、预算署署长以及驻联合国大使等。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美国传统基金会，是美国最大、影响力最强的保守派公共政策研究机构之一，传统基金会曾积极支持过里根政府，当时基金会有11名成员在里根政府中任职。在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执政时期，它也是影响其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智库之一。
　　美国传统基金会研究员德雷克·塞瑟斯告诉《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对于他个人而言，传统基金会主要有两点很吸引他：“第一，它建立在我强烈认可的一些原则之上：小型政府、开放市场、强大的国家防御。内部存在分歧是难免的，但当大家秉持共同的核心理念，留住专家是非常容易的；第二，传统基金会拥有负责媒体、政府关系、市场等分支部门，这些部门的工作人员担当起所有我不擅长的工作，让我可以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项目研究之中。”
　　据了解，目前大约有来自50多个国家的1600名员工在为兰德工作，使得整个研究团队在工作经验、学术训练、政治和思想观念、民族、性别和种族方面相当多元化。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托马斯·麦克诺尔说，“我们的项目团队都是从公司的950名专业人员中选拔组成，他们的研究专长几乎涵盖了从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到医学和工程的所有学术和专业领域。同时兰德善于借助外力——如果要迅速进入自己不熟悉的领域开展新课题研究，就必须充分借助各领域专家的才能。”
　　
强烈关注中国
　　目前很多美国智库在中国设立了办事处，甚至与中国一些大学联合建立了研究机构，也包括对本土一些智库进行资助。
　　据塞瑟斯介绍，该基金会的亚洲研究中心早在27年前就成立了，早于人们开始对亚洲进行广泛讨论的时间。“我们比较早地预见到了亚洲在世界发展格局中的重要地位，我们对于亚洲的了解可以更好地帮助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完善外交策略。”
　　塞瑟斯说，“我们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在总体上是健康的，无论对于问题的看法一致与否。在符合我们自己原则的基础上，传统基金会的立足点与中国和印度政府的利益保持一致；不符合我们原则的，我们也会保持己见。我们尊重并且受益于我们跟亚洲政府、私人部门代表、学者等的良好关系，但坚持原则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最首要的。”
　　王辉耀说，中国应该抱着开放的态度欢迎国外智库在中国的发展，这些国外智库既可向中国的智库提供资助并开展合作，也可与中国智库展开竞争，最终起到了促进中国社会进步、帮助中国发展的作用。“当然，这种开放是有限度的，开放不意味着不设防。我认为目前中国政府对外资在中国建智库的态度也是如此，整体态度是开放而欢迎的，但开放中有谨慎，我认为这也是值得赞赏的态度。”
　　李成也持相同观点。他表示，近几年来，国际顶级智库对中国研究的最大热点，集中在中国的发展道路、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特别是在经济危机下发挥的角色与作用、中国的国内社会发展等三个方面。为了加强对华研究与合作，布鲁金斯学会于2006年设立约翰桑顿中国中心，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并在清华大学设立了北京办事处，即清华布鲁金斯中心。据称，该中心提供前沿的研究、分析、对话与出版服务，聚焦中国的崛起及其对美国、中国邻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影响。仅在2009年，布鲁金斯在华参与举办了四次大型的交流活动。
　　兰德亚太政策中心董事托马斯·麦克诺尔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介绍说，在冷战结束以后，亚洲逐渐成为兰德扩展海外研究的重点。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设立的亚太政策中心是针对美国和亚洲的关系以及亚洲面临的问题展开研究并提出政策建议的机构。在亚太政策中心近期研究的九个重点课题中，就有三项与中国直接相关，即“创建美中政策新框架”、“对中国最大的经济挑战的分析”和“关于中国如何利用市场机制减少排放物的研究”。此外，有关信息革命对亚洲社会的影响的研究也与中国密切相关，兰德在一年多前还为中国天津滨海新区与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提供了研究咨询服务，主要探讨如何通过着力于新兴高技术应用来最好地促进地区发展和经济增长。
　　麦克诺尔称自己每年大约要有四次访问中国，其中去年11月中旬拜访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他认为，两个机构的人员结构及部分研究领域具有高度的相似性，这为两机构今后开展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希望尽快开展实质性的合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