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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方促基金会“透明”花钱

21世纪经济报道 申剑丽 北京报道 2010-05-19

基金会项目信息及财务状况，将有专门的第三方机构专司管理和披露。

5月13日，在北大新公益论坛间歇，南都公益基金秘书长徐永光透露，这个初步定名为“基金会中心”的机构，将于今年7月8日正式成立。中心由20多家NGO、基金会组织共同发起。

中心并不依附于官方或者任何基金会组织，将作为社团单独工作。除促进信息公开外，中心成立的另一大意图还在于，推动公募基金会打开更多钱袋，及时向众多草根组织公布基本运营成本及项目成本。

信息公开

徐介绍，目前他们正在进行前期数据梳理和最后准备工作，首期目标是争取对全国所有基金会的一级信息，诸如注册情况、地点、主要工作特色等全部覆盖。

“全国登记在册的基金会是1800多家，都在我们统计范围之列”，他介绍，这当中不仅包括846家非公募基金会，也包括中国红十字会等官方背景的几十家公募基金会。

目标是，尽可能把目前登记在册的所有基金会都囊括进去。

随着中心的启动，相关披露信息将不断丰富和深入。按照筹备方达成的一致意见，今后要逐渐公布一到四级的信息。

除上述一级信息外，二级信息包括各基金会的年度报告，三级信息包括NGO拟开展或正在开展的项目需求等信息；四级信息则包括捐赠款物的去向——具体到哪个地区，哪些人群在使用，都能够追踪可查。

而为了将这种公开制度化和专业化，筹备方已经为“基金会中心”在民政部门进行专门注册，取得了社团地位。今后，相关发起单位还将作为理事或监事指导和监督；在中心基本的管理层架构下，设立了若干名专职日常工作人员，专司基金会信息的搜集和公开。

通过这种第三方独立机构的信息公开乃至造成的压力，借此可以给那些钱花得不太透明的基金会以压力。

资源对接

作为发起者之一，徐永光坦言，在NGO发展过程中，一般普遍认为存在着资质审核、服务专业化等难题，但通盘来看，最大的难题其实是慈善资源的不对接，急需为供需方搭建一个平台，“让基金会募捐到的大量财物有地方有项目可花；同时也让大批项目，特别是具备专业服务技能的NGO项目，能及时获得资助，大展拳脚”。

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杨团也感同身受。她发现，一般来说，规模较大的基金会，无论官办抑或草根，其筹钱能力更强；而小NGO则胜在做事上，运作具体慈善项目的能力更强。在此基础上，以大带小，通过大的组织负责筹款，同时向小组织输血运作项目，被普遍认为更有效率的做法。

“在香港，有香港公益金组织负责为全香港的NGO提供资金等支持服务；在台湾地区则有‘联合劝募’机构为NGO提供支持。”

作为前述中国基金会中心的顾问专家之一，杨团说，中心成立后，除进行信息公开外，也将疏通渠道，让实力较大的基金会，为大量草根组织提供最基本的人工成本费用。

目前，由于慈善体制使然，大部分的慈善捐赠还主要集中在官办公募基金会，非公募基金会一般并不能面向公众公开募集善款。

“事实上，民间的慈善捐款，可以及时流回民间，把相关钱物及时分配给草根组织运作具体项目。”徐说。

杨团指出，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路子，“先扩增量，再动存量”不失为一个较好的路径。国家可以通过各种政策引导，或者放松管制，让各种NGO、非公募基金会逐渐发展壮大。

最近五年，非公募基金会确实发展飞速。徐预言，到今年年底，非公募基金会数量有望超过千家，从而首次超过公募基金会的数量。

钉子户大反攻
2010-5-18 　来源: 南都周刊

杨明柱，一名种了几十年菜的63岁老农，搬了个板凳缓缓地坐下来，不断重复地说：“抢房子是被逼上梁山了，没别的好办法可想。”

　　四年前，杨明柱的家被强迁掉，政府将地皮卖给开发商建商品楼；三年前，杨明柱带领一行八九人闯入已经建成的楼盘，一口气占领了三套房子。“这叫啥，这叫‘流氓对强盗’，你强拆了我的房子，就得还我房子，你不给，我就抢，抢了再和你理论。”如今，抢占房子引发的纠纷仍未完结。

　　南都周刊记者_齐介仑 宁安市报道 摄影_齐介仑

　　被两户钉子户抢占了四套房子的鑫宇花园。

　　钉子户张金保抢占了一套房子，带着10多个煤气罐住下来。

　　钉子户杨明柱的儿子杨海山在展示祖屋的房屋所有权证。

　　窗外大雨没有停下来的迹象，很少有客户光顾的售楼处显得更加清闲。值班的男子斜倚在接待大厅沙发上，仰面朝天地睡着了，鼾声大作。

　　这是一个叫做鑫宇花园的楼盘，坐落在黑龙江小城宁安市的东北角，正对着小城的繁华地段——鑫街广场。

　　47岁的房地产开发商李龙燮看起来十分焦躁，不是因为房子卖不出去，而是买房人正在找他的麻烦。

　　5月6日一大早，这位来自吉林延吉的商人，给司机打了个电话，两人在早点摊上吃了点东西后就匆匆动身了。上午10点，作为被告，他准时出现在了法庭上。官司已打了很多次，这一回，对峙现场从宁安法院转移到牡丹江中院。

　　告他的是买房人颜先生。三年前，颜先生将房款交给了李龙燮，可直到今天也未能入住，辛苦挣来的钱眼见就打了水漂，一怒将李龙燮告上法院，要求李龙燮“立即交房”。

　　但李龙燮交不出房，因为房子已经被人占领了。

　　强拆

　　颜先生买中的房子在鑫宇花园临街1号楼2号房，是一套100多平方米的底商，与宁安市区的步行街和纳凉广场只有三两步之遥。房子“铁将军”把门，但钥匙不在名义上的业主颜先生手里，也不在开发商李龙燮手里。

　　掌握钥匙的人叫做杨海山，一名35岁的医院仓库管理员。

　　4月30日上午，杨海山表情轻松，从腰间取出一串钥匙，麻利地打开2号房，让记者进门。房间内没有居家该有的陈设，倒是木头杠子堆积成山，编织袋、纸箱和坏掉的儿童玩具车，横七竖八地乱放，看起来像个废品收购站。自行车、手推车，还有一辆摩托车，停靠在门后。

　　杨海山嘿嘿笑说，值钱的东西，他都放在另外一个地方了。眼前这一堆乱七八糟的物品，无非想表明：房子已经“名花有主”，其他人别想打它主意。

　　事实上，这套房子就是杨海山和他的父亲杨明柱“抢”回来的。那是2007年7月20日，鑫宇花园即将竣工，杨明柱带领一行八九人突然闯入李龙燮的工地，三下五除二解决了建筑工人的阻碍，一口气占领了1号楼2号房、3号房、4号房三套房子。

　　“现在是啥都不怕了，有种他就再抢回去！”杨海山“啪”的一声，将一份陈旧的“房屋所有权证”摔在了桌子上，语调一下子高亢起来。言下之意，他已经做好了决一死战的最坏打算。

　　这是杨海山祖屋的房产证。杨海山描述说，他杨家生活了数代的宅院很大，面积超过760平方米，前后建有两排住房，具备产权证书的建筑物面积是380多平方米。

　　但是，那个邻近鑫街的宅院，连带周边的190户民居，在2006年被政府强拆了，地皮卖给了从延吉来的开发商李龙燮，李则在此地建起了鑫宇花园。

　　四年前的3月15日，宁安市建设局张贴出“鑫街三期项目”的拆迁公告，杨海山才知道自己的祖屋快要被拆迁了，他跑到开发商那里看房屋补偿价目，每平方米补偿640元，而当时周边商品房的均价已接近1300元/平方米，杨家觉得这个补偿款实在太低，无法接受。

　　杨家提出加钱，拆迁公司不同意，漫长的协商无果，拆迁公司将问题交给建设局进行裁决。6月18日，建设局出具意见：640元/平方米的评估价是有科学依据的，希望杨家配合，而且发出了限期15天搬迁的通知——逾期不搬，将被强拆。

　　至7月18日，绝大多数的拆迁户已签字，只剩下4户钉子户，除了杨家，还有一家户主叫张金保。杨家自始至终没有在拆迁补偿方案上签字，那笔暂存在建设局户头上的补偿款，户主杨明柱一直不认账，至今未领。

　　当天中午，拆迁公司就对其中一户实施了第一次强拆，顽抗的房主被多个工人抬了出来，房间随后被拆掉。

　　杨海山和他弟弟当时跑过去助威。杨海山在现场录像，弟弟则给户主送去一个扩音喇叭，用于在房顶上喊话。杨海山回忆说，当时他们的举动将拆迁方激怒了。

　　7月20日，第二次强拆开始，目标：杨家。

　　那天杨家刚好来了亲戚，一家人准备吃午饭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报信说，拆迁公司带着大队人马到这边来了。

　　“法院、公安局、建设局出动了大小车辆四五十台，径直开到家门口，警戒线拉开。”杨海山说。他的姥爷，一位80多岁的老人蹒跚着走到大门口，揪住一名法官的衣服，怒斥他们是强盗。说着，老人把法官衣服上的国徽往下扯，对方一直往后退。

　　杨海山与表妹登上房顶，提前几天准备的两个大喇叭立刻支了起来。杨海山通过无线话筒对下面的拆迁队伍喊话，喊完之后，他照着手边的《宪法》和《刑法》白皮书读了几段。

　　当然，没人听他的“训话”。

　　十几名警员一涌而进，杨海山老婆边春雨，杨海山的一个表弟，一个表妹以及前来帮忙的一对朋友夫妻，都被当作杨海山家人，被扣上铐子，被连推带拽地塞进了法院的面包车，然后，“车子轰的一声就开走了”。

　　“广场上看热闹的人有上千号，大家都看不过去了，法院也很清楚，他们抓了人就得赶紧跑，不跑就担心被哄抢下来。”杨明柱妻子柯玉芬回忆到这一往事时，露出鄙夷的神色。

　　拆迁方抓了人就跑了，房子除了大门被扒下，暂时没有被拆掉。7月21日晚，法院和建设局分别派出一人与杨明柱父子谈话。大意是，如果同意拆迁，抓进去的人可以立刻释放。

　　7月22日，蒙蒙细雨，更多警力包抄过来，聚集在杨明柱院子周围。除了法院、公安局人员到场，防暴警察甚至交警也都集结待命，消防车、救护车也开了过来。

　　一看这阵势，杨明柱对儿子杨海山说：“完了，房子咱不要了，给他们！”

　　法院很守规矩，房子拆了以后，抓进去的人，马上就放了出来。

　　抢房

　　四年之后，杨海山指着鑫宇花园的房子，告诉记者：我们抢回来的这几间房子，加起来270多平方米，虽然地皮在自己家先前宅基地的范围内，但如果论面积，其实是吃了不小的亏，当初应该多占几间，抢下这栋楼一半数量的底商才差不多刚够本儿。

　　他的父亲杨明柱，一名种了几十年菜的63岁老农，搬了个板凳缓缓地坐下来，不断重复地说：“抢房子是被逼上梁山了，没别的好办法可想。”

　　强拆后一年间，杨家多次到建设局和法院找拆迁操办人，要求他们兑现之前承诺的“三个月内买新房”、“提供周转房”，但“没人接话茬，十分失望”。杨海山说他还将建设局、拆迁公司、评估公司诉上法庭。“后来开庭了，我一看，当时参与强拆我们家的庭长，坐那里当审判长了，这官司打着挺没劲的。”

　　一边打官司，一边上访。杨海山有个妹妹，原来在上海打工，曾先后两次到北京上访，将材料递给了国家信访局。但材料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馈。“手里不攥着点东西，谈判没底气，你去上访都没用，没人搭理你。”杨海山说。

　　一个大胆的计划在杨海山心底萌生出来。“房子是法院出面拆的，我就去缠住法院领导不放，他们没招儿了，有一个人对我说，开发商的房子不是盖完了吗？那你就回去住。”但宁安法院的一名副院长说，法院的人没有这么说过。总之求告无门的杨海山生出了“住回去”的念头，并极力怂恿父亲杨明柱这么做。

　　2007年7月20日中午，即祖宅被强拆一周年之际，杨明柱开着四轮拖拉机，拉着一大车蒜头从正在装修施工的鑫宇花园西门冲了进去。

　　“强拆我的房子，他们搞的是突然袭击，抢他房子，我也不会提前打招呼。”杨明柱说。

　　为了预防可能发生的激烈冲突，杨明柱备好了十来把镰刀、斧头，不但从网上买了好几罐催泪剂，还找了几个帮手。

　　闯入工地的时候，整个建筑物已经到了收尾阶段，房间的地面上全是黄土，窗户也未安装。杨家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举将鑫宇花园临街1号楼的2号房、3号房、4号房占了下来。

　　三五个工人正在忙碌地赶工，有一对民工夫妻还在其中一间门面房搭起蚊帐。杨家的突然“袭击”，引起了小规模骚动，工友们以为是仇家上门打架了，一阵慌乱，在其他房间干活的民工都跑了过来。

　　不过冲突没有出现。在了解到杨家意图之后，包工头一看没自己什么事，便一边招呼工人继续干活，一边给开发商李龙燮打了电话。李龙燮则报了警。

　　110虽然出了警，但奇怪的是，这次警察没有像一年前那样动粗抓人。杨海山自己解释说，因为当初自己祖屋被强拆属于违法操作，法院与警察都心中有数，所以现在“愿意睁一眼闭一眼”。

　　施工队也没有因为房子被占而停下装修，直到地面铺上了水泥，墙上刷好白浆，门窗也安装好后，才离开。而这时候，杨海山一家已经把带进来的一车大蒜，全部编好就等着拿到市场上去卖了，“啥都没耽误。”

　　“这叫啥，这叫‘流氓对强盗’，你强拆了我的房子，就得还我房子，你不给，我就抢，抢了再和你理论。”杨海山说。

　　在杨家抢回房子的半年后，卖菜的张金保也剪断了开发商的铁链子，带着10多个煤气罐，占据了鑫宇花园一间60多平方米的临街店面，将楼上的住户都吓坏了。

　　62岁的张金保看起来已有了70岁老人的体态，表情木讷，不像是凶神恶煞的样子。但这个老汉却曾在1987年除夕，因故杀死了小舅子，蹲了20年监狱。2006年4月，获减刑出狱，回到家中没过几天，“鑫街三期项目”的拆迁动员就如火如荼地热闹了起来。他的儿子王云龙，也是当初扛到最后的四个钉子户之一，补偿款也始终没有去领。

　　12岁时，王云龙随母亲改姓王。那一年，张金保被判死缓，入狱前他与妻子办理了离婚手续。自觉愧对家人的张金保说，“我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儿子。”他将王云龙支开了，就一个人对抗。

　　从抢到房子那天起，张金保在里面一住就是两年多，除了出来卖菜，寸步不出房门，与他一起锁在房间内的，就是那10多个煤气罐。

　　宁安第一派出所的民警赶来劝他搬走，张金保却淡淡地说：“要我出去也行，我出去以后，这栋楼就没了。”自称早年曾在军工厂当过10多年工人的张金保，说他懂得“用化肥和柴油制作炸药”的技术，还研究过用“电打火”装置远距离引爆煤气罐的方式。他平静地说着，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在准备做一件危险的玩火大事。

　　未完的较量

　　因为反强拆、又强抢开发商房子，杨明柱、杨海山父子一下子成了当地“名人”。如今，在宁安街头走上一圈，半数以上县城住户都知道这个钉子户“豁出命”抗争的故事。

　　自占到房子后，杨海山就开始了一系列“宣传造势”——

　　最先挂到门外的，是两三面红旗，还有毛泽东、邓小平的画像，从大街上看过来十分扎眼，后来在派出所的干预下，去年底才拿了下来。

　　门口那根高高的电线杆，也被派上用场，三个红色喇叭并排挂在一起，一条白底黑字的横幅赫然钉在墙上，写着八个大字：“挂靠开发，违法拆迁”。早晨六点，从网上下载到MP3里的抗战歌曲，通过喇叭，对着鑫街广场晨练的人群，每天都要高声唱上个把小时。

　　知情人透露，四年前搞拆迁时，宁安市国土局存在征用程序犯规的问题，事后，土地局受到了处罚，但处罚下达日，项目辖区内所有房屋已先后被推平了。作为开发商的李龙燮也不具备开发资质，借用了宁安福泰房地产开发公司的名义，虽然李是幕后投资人，但所有注册材料都是这家宁安当地公司的。这种借壳开发模式，也成了钉子户质疑“鑫街三期项目”合法性的一处软肋。

　　外来的开发商李龙燮也没有软弱，三年来他一直在想法子赶跑占房的杨家与张金保，现在他还在与杨家与张金保对簿公堂，他也不讳言，想用武力驱逐的方式解决问题：“怎么去解决这个事，我也没有好方法，最好的方式当然是谁都不伤害到，心平气和地协商解决掉，如果法院都解决不了了，那我只能自己去解决了。这么干耗着，损失太大了，他有损失，我损失更大，肯定不行。”他的官司打赢了，却一直没有执行。

　　这次“杀回来”的钉子户，似乎比从前“坚固”得多了。

　　“咱没啥背景，几代老小都老实巴交，和同事和街坊都没红过脸，更别说打架了，完全是逼出来的。”杨海山说。但有意无意的，杨海山又会神秘地透露：他弟弟在北京打工，与某位大领导的姑爷混得很熟；法院里有个什么领导向着他，曾打电话对派出所民警说，别插手杨家抢房那档事。这些真假莫辨的说法也令一部分人对杨家“刮目相看”。

　　记者在宁安市政府、建设局、法院辗转了解到，四年前直接负责“鑫街三期项目”的市委书记、建设局局长、法院院长现在均已换届，新任的领导多以不熟知情况为由，不愿过问这样一个扯皮多年的争讼。杨明柱直截了当地说，“新任领导不想给前任‘擦屁股’，所以这事儿就悬着了。”

　　当地坊间还传言，现在官方实际上已默许将鑫宇花园的房子给了杨明柱和张金保。但这个说法受到宁安拆迁办主任金洪楠的断然否定：“那是人家开发商的房子，除非李龙燮自愿，谁敢默许？李龙燮告了他们，法院的判决也下来了，他们拒不执行，就是不搬，这是啥行为啊？犯罪啊！”

　　杨家其实也很着急。抢回来的房子毕竟无名无分，这么干耗着也不是办法。杨海山希望法院斡旋，最好能在附近小区置换一处面积与当初房子差不多的住宅。

　　法院也的确给杨海山列举了几个换房方案，但有些楼盘，他觉得位置不好，有些位置尚可，但房子还在图纸上，是遥遥无期的事。前几日，法院又与杨海山一家有过协商，提供的是三个备选小区。杨海山还想再考虑一下，没有决定下来。

　　最焦头烂额的是开发商李龙燮，交了购房款领不到房子的三名买房人起诉他，他起诉抢占了房子的钉子户，官司打得一塌糊涂，剪不断，理还乱。“你有什么不满，找政府说去，房子又不是我给你拆的。我是来盖房的，盖房之前所有房子都拆掉了，手续也都办齐了。”李龙燮很委屈地说，钉子户对拆迁不满，但这怪不着他，而且他已平白无故掏出来十几万块钱违约金，“你以为盖房子能挣几个钱？”

　　这几天，李龙燮的肺炎更严重了，他一边打着点滴，一边慢吞吞地说：“前前后后，其实拆迁户不是受害者，我才是。”

　　（实习生赵杨、王辛夷对本文有贡献）

尊敬的开封市市民朋友们：
我叫李华德，现就读于华中师范大学，我父亲因在河南省九建工程有限公司承建的豪德天下融城1—B—17#楼（河南省开封市汴西新区 ）7楼坠下，经开封 市淮河医院诊断为内脏 受到较严重震伤，腰椎骨粉碎性骨折并严重错位，马尾神经受到重创，大小便失禁，腿部基本丧失知觉。
用人单位付了部分医药费，但到我写这篇日志时医院欠费已达三天了，我给所有的包工头及开发商不停的打电话，他们均不接，即使接了也回答一声“你烦不烦”顿 时挂断电话，无奈我基于自己有部分法律知识，手捧《<河南省工伤保险条例>释义》，《民法通则》，《侵权责任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 有关法律法规先是走进了市政府劳动保障局工伤保险科（据说下面去做工伤鉴定去了无人在），市长专线办公室，市长专线办公室让我找建委，我找了建委，建委不 管，接着回头又询问市长办公室专线到底哪个部门负责管此事，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部门能管，目前这一领域尚属空白。
第二次进市长专线办公室遇到了该办公室主任叶主任，未等我说明来意，他说建筑工地已向他打了电话说事故发生是我父亲责任，我翻出《工伤保险法》关于工伤认定的三个条件时，叶主任无言以对，经我苦苦哀求，他们答应将此事向上级报告。
就在给上级写汇报审批文件时，叶主任坚持用“停药治疗”来描述我父亲的病情，我向其说明这样不妥，应将“停药治疗”改为“停止治疗”，叶主任指责我作为大 学生不会用词，但我父亲现在病情的实际是胸腔疼痛，呼吸困难，大便失禁，腿脚知觉尚不明显，仅小便基本恢复正常，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让众位好心的网友评评 理，我父亲的这种情况是不是属于应该停药治疗了。
我还跑了法院等等衙门，开封的所有衙门都变现为不作为，甚至有个别领导质问我是不是出生于香港，法律意识怎么这么强（我可提供证据证明），我彻底绝望无语。
我写这篇日志就是想申明一下我借几条人命的原因，用人单位不给我父亲提供医药费，家里又拿不出医药费，我向市政府请求由其担保我向银行贷款为父亲治病，市政府说我的想法荒唐。
现在终于有了一个不荒唐的想法，就是在我日志写成的两日内，我父亲若还没有医药费的话，我准备向开封借几条能够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的几条命用一下，让中央能够还我父亲一公道，救我父亲一命，即使我死了也没关系，也算我报答父亲的养育之恩。

华中师范大学学生 李华德
http://www.renren.com/profile.do?id=232612021

中国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
周天勇


　　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城市化道路。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道路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我们无法重复，拉美和印度的城市化道路造成严重两极分化和大量城市贫民窟等社会问题，我们不能重复。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城市化道路与我国国情比较相似，有许多值得我国在城市化进程中学习借鉴的地方。但我们要走的路必定不可能与别国一样。中国的城市化之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不同的国家走过不同的城市化道路

　　东亚体面的城市化道路。东亚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进行的土地制度改革较为彻底，实现了耕地平均化，后来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都进行了土地集中的改革和调整。虽然今天其农村人口的比例已经下降到5%，但是，比起拉美、美国和欧洲，其家庭农场的规模平均也就在2公顷左右。放开人口流动限制，农村土地私有并且比较均匀，转移到城镇的农民在大量的小企业和服务业中得到了就业机会，加上农村的土地和住宅可以变现，加上政府对土地和房价的控制，转移的人口在城镇中有购买住宅的能力。1980年代，在土地和房价没有上涨前，台湾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65%，并且城市中85%的居民有了属于自己的住宅。韩国政府建造了250万套住宅，解决了四分之一人口的住房问题。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在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初期，也存在一些贫民窟，后来随着政府财力的增加、人民收入的提高，政府逐步地进行了改造，使人民都有了体面的居住。

　　印度和拉美以“贫民窟”为主的城市化道路。印度和拉美，也是人口自由流动，转移人口的主要形式主要是建立贫民窟。拉美土地集中度非常高，大量的农场采取公司式经营，农场平均面积比美国家庭农场面积都要大；而印度的土地改革很不彻底，农村家庭农场本来平均规模就很小，即使这样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无地农民。拉美和印度的农民，特别是无地农民，大量地向城市转移，城镇中政府又没有注意促进能大量容纳就业的小企业的发展，导致进城市人口的收入较低。于是，农民在农村没有土地资产可变现，在城市中没有增长较快的收入，政府财力又对低收入人群的住宅供给没有支持，结果只能使他们在贫民窟中安身。印度目前城市人口约占总人口的30%，而城市人口中约35%居住在贫民窟中。拉美各国，随着经济的发展，对贫民窟也进行了改造，并将其纳入提供公共服务的范围。

　　

　　我国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实践的经验教训

　　中国城市化道路怎样走？改革开放30年来，在一些关键的战略、体制和政策上，实际没有进行细致的研究和规划。我认为，改革开放以后的近10年中，我们对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仍然实行的是限制政策。20世纪90年代，政府才开始认识到农民向城市转移的重要性，但是，仍然怕农民进城后会引起一系列的社会问题。21世纪以来的10年，农民进城的种种限制才逐步被清理，然而，到现在还是不彻底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走上了一条给未来积累巨大社会风险的城市化道路。可以这样总结：(1)人口的户籍没有放开，采取了转移人口临时居住证的制度，进入城市的农民工无法正常享受到城市教育、卫生、社保、低保等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而且在正式单位就业、购置车辆等方面，受到层层限制；(2)贫民窟不允许存在，而城镇合法房的价格奇高，农民农村中的宅地不能从资产意义上退出变现，城市中劳动力供大于需又使工资收入增长缓慢，结果使转移人口进得来而留不下；(3)在城乡间形成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在城市内形成大规模工作不固定和居无定所的漂移(蚁族)人群，城中村、蜗居、集装箱、鸽笼、胶囊间等低成本居住方式也会大量出现，特别是从农村进城的80后、90后，以及未来的21世纪后，想让他们从城市中回到农村的一亩三分地上去，可能性越来越小，将会在城市中形成大规模的低收入而生活艰难、有一定文化而无信仰、心理极不平衡的、可导致社会动荡的危险人群；(4)由于农村青年源源不断地向城市转移，老年人不能随同转移，并且一部分农民工中老年后又返回农村，使得农村的老龄化实际上要快于城市，特别是未来20年到30年中，大部分村庄将会成为老年人为主的萧条衰败的地方。从比较的角度看，中国过去30年这样的一种城市化道路，并不比拉美和印度贫民窟方式为主的城市化道路优越。而且，目前的这条中国城市道路如果不进行调整，坚持走下去，结果无疑将会造成诸多社会动荡。

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道路究竟应该怎么走

　　那么，中国未来应当选择、设计一种什么样的较为科学和优化的城市化道路呢？中国城市化的国情为：城市人口比例比同样发展水平的国家和地区滞后15到20个百分点；农村剩余人口还很多，到80%的城市化比率时，还需要从农村向城市转移5亿人口；2010年后，由于农村教育的发展，农村青年一代文化水平提高，他们追求新的生活方式和较高的工作收益，90后和21世纪后从农村向城镇转移的速度将加快；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奉行收入和财富公平及其共同富裕的准则，不能形成两极分化，这是我们社会价值标准的底线；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的人口众多和土地资源短缺，可利用的有效土地面积在云南腾冲到东北黑河一线的东南部，除去山地，为960万平方公里的1/4左右。据此，我们可以设计这样一种符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

　　首先，改革户籍和人口管理制度，实现人口的自由居住和迁移。从人口管制方面，取消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的管制制度，居民在城乡间和不同地区迁移，是公民的自由权利；人口管理，从目前的农村和城镇两类户籍管理加临时居住证制度，改革为人口和户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加固定居住(在一个地区居住法定时长)；对于居民的城乡和地区间迁移，实行自由登记和备案管理；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教育学历、社会保障、纳税、驾照、护照、住所、就业、信用等信息整合，建立居民个人信息管理系统。

　　需要指出的是，收入差距和就业机会是调节利用率低地区的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向利用率高地区流动的机制，而人口流动则是实现劳动力和人力资本最优配置的最基本方式。是限制人口流动，在农村和落后地区分散投资，吸收劳动力就业，还是鼓励人口流动，将有限的资金投到城市，投到效益好的地区，吸收劳动力较充分就业？这是两种发展观。从经济学分析看，收入差距，就业机会差异，人口流动，最后使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资源利用的效率尽可能最大化，是市场经济最重要的机制和内容。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人口流动是缩小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发展差距，特别是缩小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的重要途径。过去，人们总是想通过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投资的方式缩小差距，忽视人口流动，甚至限制人们流动。其实解决城乡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问题除了投资发展乡村和落后地区外，最重要的办法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向较发达地区迁移。一是迁移到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这部分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得以充分利用，其收入水平提高；二是迁移劳动力抑制了城市和发达地区工资过快增长，使其经济保持低工资成本竞争力；三是乡村和不发达地区过剩劳动力转移后劳动生产率提高，土地逐步规模化经营。因此，人口流动，是城与乡、发达地区和不发达地区都获益的社会经济过程，应当鼓励、保护和规范，而不应限制。阻碍人口流动的结果，必定是使城乡、地区、居民之间的发展和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其次，在城市中工作和居住达到法定时间的所有人口，都享受同一城市均等的公共服务，不得有身份的制度性歧视。(1)就业和工作机会完全平等。比如，公务员的考试和录取，不能以毕业学校的本地生源和外地生源，或者本地大学毕业和外地大学毕业为由，对学生报名、考试和录取设置障碍。(2)接受教育的机会完全平等。义务教育不仅要服务于本地居民，还要对长住的新移民，包括新进的劳动人口的子女平等开放，减少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使中国青少年，不论出身，都能接受平等和良好的教育。(3)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平等。我们现在的医疗卫生制度明显地分为二元结构，农村中是刚刚建立起来的新农村合作医保和医疗制度，城市中又分为行政公务医疗保障、事业和企业的医疗保险的保障，城镇其他如学生、无业人员等的医疗保障，而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参保率极低。因此，这方面需要改革的，一是政府要加大对各级医疗机构的投入，并恢复一些医疗服务的公益性质；二是医保强制征储，在能随人口迁移和在不同地区间转续的基础上，逐步由中央统筹管理；三是财政对由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而形成的医疗保障金缺口，要有一个预测，需要拨款进行弥补。(4)基本社会保障平等。对于转移进入城市的新移民，工作和居住够法定时间的，社会保障费改税，强制由税务部门征储，养老等保障逐步实现由中央统筹管理，预测农村向城市转移人口的速度、规模和结构，加大政府财政对社会保障缺口的弥补，并且将所有达到法定工作和居住时间的居民，均纳入居民生活最低保障的范围。(5)其他公共服务平等。包括交通出行、水电气服务、环境卫生、生活物价等方面的服务、补贴等等，达到法定工作和居住时间的人口，都有平等享受的权利。

　　再次，改革土地、地方财税和住房制度，让农村转移入城市的人口拥有体面的家庭、能够团聚的安居住房。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国的城市化时，注意力集中在户籍管制方面，似乎只要户籍制度改革了，人口就可以自由迁移了。这种讨论很不全面。实际上在临时身份证制度实行和企业自主招工后，人口的居住和就业已经没有太大的障碍。关键的问题在于，农村迁移人口进得城来，却因固定永久居住不能解决而留不下。我们不能再走印度和拉美以“贫民窟”方式转移农村人口的老路，来实现中国未来的城市化，我们也不能再沿着过去30年走过的农村人口城市化的道路走下去，我们需要学习的是东亚模式中一些国家和地区实现城市道路的迁移和居住方式。

　　需要我们考虑的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从经济学上讲，有进入的制度、文化、技能等等障碍，特别是进入的居住成本障碍，也有从农村退出的代价，即存在着退出障碍。如果我们顺着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去思考解决问题的出路，那么，中国未来城市化道路应该在保证进城人口“留得下”上下功夫：(1)在城镇中不断地鼓励创业，发展小企业，扩张服务业，使进入城市的人口中，中等收入人口增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口减少，并且因劳动力需求量大而劳动报酬持续上升，使进入城镇的大部分人口有支付长期租用和购买基本住宅的支付能力。(2)政府要调控土地和住宅的价格水平，使其上涨的速度低于进城农民工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使支付能力与住宅价格水平相适应。(3)进入城市农村人口在农村的资产，包括承包的耕地、林地、草场和宅基地等，应当有较完善的退出机制。一是对交通水利、独立工矿、城镇建设占用的农民耕地和宅基地等，应当合理补偿；一些基本农田中的宅基地，可以采取复垦、调换的办法，给以合理补偿。二是允许农村耕地流转，地方和中央政府应当建立村庄整备基金，对复垦的宅地给以收购补偿，鼓励农民退出农村。这样，既使进入城市的农民有了一定的资产变现收入，成为在城镇中购房的一部分支付能力，也使农村中的土地得以顺利退出，减少城乡两栖居住和村庄不能被整理带来的土地浪费。(4)政府除了对地价和房价进行控制外，需要财政投入，建设廉租房，对于廉租房和安置房等小区，要科学规划，监督建筑质量，形成较好的社区环境，要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避免其“贫民窟”化。

　　如果不准备用贫民窟的方式解决农村人口进城后遗留下来的问题，收入增长速度、房价上涨指数、农村资产的退出变现、政府对少部分人群提供住宅等，是解决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后的四个关键点。需要指出的是，假如房价比居民收入增长快，农民退出农村的资产不能变现，对极低收入的农民政府不提供住宅，政府又不允许形成贫民窟，则根本不可能避免中国农村人口转移进城镇后的两极分化。

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格局

　　随着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口城市化的比率不断上升，未来中国的城市化格局为：

　　在人均G D P达到15000美元时，最低达到80%的水平；城镇中95%有劳动要求的劳动者，都能得到就业，实际失业率在5%以下；政府对每一个城镇人口均等地提供教育和卫生等公共服务，将绝大部分城镇人口纳入医疗和养老等社会保障之中，社会保障的覆盖率达到100%；在城镇生活的家庭中，80%的居民有自己体面的住宅；城中村、蜗居、鸽笼、工棚、集装箱式的居住方式逐步得以改造和消除，避免在城市中出现大面积的贫民窟；住宅社区中，物业管理完善，政府公共服务到位，居住和出行安全，环境卫生和优美，邻里和谐；人口不断减少的农村村庄，不断地被整治，土地得到复垦和集约利用，国家的耕地总面积从长期看得到扩大。我们的目标是，人民工作和居住方面安居乐业，生活方面安全舒适，环境方面卫生优美。

　　根据不同收入人群和不同阶段，对城镇居民和新移民的住宅需求进行分类解决。一是租住和购买居住合理配置。一些新进城市的居民，如从农村转移入城市的新居民，大学毕业新参加工作的居民，需要经常在地区之间流动工作的居民等等，开始或者经常以租为主，但是，考虑中华民族的传统，城市中大部分居民还是应当以拥有自己的住宅为宜，可能在农村人口大量向城市转移阶段，租住的比例高一些，而随着收入的提高和城市化的推进，购买住宅居住的比例应当逐步提高。二是政府支持解决与居民自己解决相结合。一些中高收入的城镇居民，包括一些有未来收入预期的城镇居民，其住宅应当由自己筹集资金，包括按揭贷款等方式自行购买。而对一些低收入者，政府可以通过低价供地、合作建房、供应经济适用房、提供廉租公屋等等方式解决。需要指出的是，一定要与政府的财政能力相适应，范围要适当，避免成为政府支出的沉重包袱，最后欲速而不达，失信于民。

　　政府在解决住宅问题中的作用。一是鼓励合作建房。欧洲许多国家鼓励居民成立住宅建设合作社，政府提供较低价格的土地，减免一些税收，由住宅需要者组成住宅建设和消费合作社，自己建设，大大降低了住宅成本。二是政府建设经济适用房，出售给中低收入家庭。在建设经济适用房时，政府降低土地的价格，减免一些税费，从而降低住宅的价格，以适应中低收入阶层的购买能力。三是建设廉租公屋，对无力购买住宅的低收入和特别困难的家庭，一方面提供低收入家庭住房补贴，一方面提供廉租公屋，供其居住。

　　区别对待小产权房。考虑我国人多地少的现实，以及日后复垦的成本和难处，要禁止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但是，在5000人左右的大村子、小集镇和小城镇中，要集体土地直接进入住宅建设市场，即发展小产权房，以降低农民城镇化的住房成本门槛。国家在新农村建设中，财力应当重点支持大村子、小集镇和小城镇的基础设施等配套建设。

　　当然，我们在走这样的中国城市化道路时，要处理好政府调控与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要处理好短期中承认公共服务方面的二元差别与长期一定要实现人人待遇公平的关系，要处理好居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与政府财力可能性之间的关系。但是，要实现以上三个格局的城市化，与我们的价值观以及城市化道路的正确选择，是密不可分的。

打破垄断坚冰 燃气协会抛出天然气供应新模式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秀强 北京报道 2010-05-20


核心提示：目前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垄断趋势明显，业界建议发展“两头开放参与、中间统一经营”的模式，放开天然气勘探开采和城市燃气特许经营权。

“将来每个城市可能有3-4种气源，天然气供应将相对过剩。”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相关负责人5月18日向记者表示，“未来3-5年内国内天然气管线将形成一张网，多气源、多管线实现互联。西气东输一、二、三、四线，陕京一、二、三、四线，忠武线，中缅线，东北管线等将相互贯通。”

“气荒”难题目前虽仍一定程度上存在，但在不久将来油气公司将面对供大于求的市场形势，城市燃气企业将一改无气可供、无气可买的窘状。上述燃气协会相关负责人认为，“按照发达国家天然气发展经验，未来我国天然气产业将形成‘两头放开参与、中间统一经营的上中下游全面监管模式’，即‘X+1+X’模式。”

这种发展模式将在保持中游管网输送系统的唯一性的前提下，实现天然气上游市场主体多样化和天然气气源的多样化，下游市场配售主体多样化和终端客户多样化。

按照天然气发展规划，到2015年全国除西藏之外30个省（市、区）都将有天然气管道。目前，国内共有天然气管道3.6万公里，但绝大部分管道是相互孤立的，没有互联。

上游企业强势进入下游市场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受国家能源局委托，完成《促进我国天然气产业有序发展相关政策研究》，提出上述天然气“X+1+X”发展模式。

“‘X+1+X’模式既是发达国家的经验，又符合产业发展规律。”上述燃气协会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但是，在当前的天然气管理体制下，上述模式的实施可谓阻力重重。

我国天然气上游生产供应环节，无论是国内气源勘探生产，还是国际气源采购供应，均集中在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巨头手中，中游管道运输环节同样被三大公司垄断。

上游气源企业凭借资源优势，实施“以资源换市场”战略，将业务领域扩展到下游市场，通过与一些地方政府签订排他性的专营协议，对新兴的非国有燃气企业发展空间造成严重挤压和排挤。

这其中，以中石油昆仑燃气集团为代表。该公司成立于2008年，为中石油燃气专业化公司，已经在全国近90个地级城市获得燃气特许经营权。因为具备气源优势，昆仑燃气扩张速度迅猛。正因为昆仑燃气的强势登场，城市燃气行业掀起不小的波澜。

“珠海市政府原来打算由珠海燃气控股，中石油、中海油、港华燃气参股，利用各方优势来发展珠海燃气。但因为中石油明确表示要控股，其他参股方只能被迫退出。”珠海市国资委人士称。

昆仑燃气的扩张模式让人嗅到了垄断的味道。中石油希望以未来气源供应为砝码，借助“西气东输二线”工程与沿途14个省市进行谈判，力图将西二线沿线城市燃气分销网络纳入其城市燃气业务中，建立天然气市场纵向一体化的经营格局。

此外，中海油开始与新奥燃气合作，试图为其进口LNG寻找稳定的销售网络；中石化与中国燃气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收购中国燃气2.1亿元新股，成为第二大股东。三大石油公司利用其上游资源优势，逐步将势力范围扩展至下游市场环节。

对此，多位燃气行业专家指出，天然气产业链上中下游一体化的垄断经营不利于燃气行业改革。具有资源优势的企业一旦进入下游，很容易取得市场支配地位，关联企业将出现不正常交易行为，采取限制增长措施，挤压下游企业生存空间。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建议，“针对上游企业强势进入下游市场，实现纵向一体化的现象，行业内应该明确建立市场准入制度，以反垄断为界定，规范投资主体的投资行为，明确上游企业进入下游的限制，鼓励下游充分竞争。”

下游市场化遭遇区域垄断

我国城市燃气行业改革始于2002年。

2002年12月原建设部下发《关于加快市政公用行业市场化改革进程的意见》，燃气行业在市政公用事业系统率先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大量国有资本、民营资本、境外资本在燃气领域跑马圈地，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垄断格局被打破。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长王天锡说：“燃气行业市场化改革是成功的，改革效果优于水电领域。目前已经形成投资主体和经营管理多元化格局。截至2009年底，国内城市燃气行业形成跨区域经营管理的五大燃气集团，即有国企背景的华润燃气、昆仑燃气、中国燃气三个央企，代表民营资本的新奥燃气，代表境外资本的港华燃气。”

尽管如此，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所做的《供气行业改革评估研究报告》指出，燃气市场改革仍面临诸多挑战。

目前，城市燃气行业从业者多为国企或国有控股企业，这些企业虽然经过了公司化改造，有的已经上市，但是股权结构仍然以国有独资或国家控股为主，公司治理结构与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甚远。

这些企业中，很多管理人员都是从原行业主管部门空降，他们同政府监管部门之间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另外，企业虽然已经成为独立法人，但是政府仍然以行政命令干涉企业投资、管理、人事、资产处置等活动，企业行为未市场化。

这些企业习惯把自己的角色与政府混同，一些企业甚至保持某些行政性的职能。企业有困难找政府要政策、要优惠，政府为企业进行项目包装和融资。

中联煤经营管理部主任李良此前告诉记者，“有些地方燃气公司不研究天然气发展规律，凭借地方省政府的支持，不考虑天然气气量多少，在原材料成本高的时候建设输气管网，人为增加天然气的供应成本。经营过程中入不敷出，形成巨额亏损。地方政府为免予对其财政补贴，不得不上调天然气价格。”

由于政企不分，一些地方政府凭借对配气企业的管理权，“坐地加价”现象时有发生。

一位中石油人士告诉记者，某地方电厂与中石油签订供气合同，双方敲定天然气门站价格。但是从门站到电厂仍有60公里距离，需要借用地方配气管线。此时，地方政府提出每立方米加价1.1元，而中石油4000公里长输管线才收取0.9元/立方米管输费。

相关：天然气“X+1+X”发展模式

第一个“X”代表天然气上游市场主体多样化和天然气气源的多样化。在天然气上游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多种资本进入，加大天然气勘探开发与生产力度，同时鼓励天然气国际贸易，各类具备天然气进口资质或能力的企业都可以参与到国际市场采购，实现天然气供应气源多样化。

“1”代表天然气中游管网输送系统的唯一性，不仅包括国家级天然气管网，也包括省级管网、区域性管网及城市燃气配送管网。在天然气中有输配管网环节，各级天然气管网及配套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全国管网具有唯一性，同时按照一定的燃气质量标准对天然气管网实施第三方准入，并有独立监管机构对管网的公平对接和过网收费进行监管。

第二个“X”代表天然气下游市场配售主体多样化和终端客户多样化。在天然气下游继续坚持市场化改革方向，鼓励多种所有制企业与各类资本参与到城市燃气设施建设、运营及燃气销售服务领域；同时鼓励广泛开拓下游市场，鼓励终端消费者使用天然气，提高天然气应用领域和利用效率。

如何认识“大望京模式”的示范意义
党国英

　　2009年5月，北京大望京村的村庄开始从地图上消失。和很多类似情形不同的是，这个村庄的村民没有上访，更没有闹事，拆迁过程中也没有发生暴力事件。村民们得到了数十亿补偿款，似乎皆大欢喜，以致在40多天里村庄就被拆迁完毕。这件事得到了北京市行政首长的积极评价，被认为在同类工作中有示范意义。

　　如果抛开补偿价格不说，大望京模式的确有很大的示范意义。这个模式的要件有两点：第一，补偿的价格村民满意。村民的议价权利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保障。第二，从政府方面看，政府的出价考虑了市场因素。关键的意义正在这里。

　　任何交易的公正性都是相对的。大略说来，只要一项交易的多方当事人都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强制因素起作用，交易就具有公正性。如果交易过程中有充分的信息，交易各方可以讨价还价，那么，交易的公正性就更无可怀疑。这种自由交易形成的价格，也就是市场价格。如果没有一个市场环境，即使碰巧政府按照市场价格出价了，农民方面也可能不满意，以致交易不能成功或发生冲突。所以，市场因素起作用，也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稳定社会关系。

　　据新京报记者的报道，大望京村所在的崔各庄乡的副乡长、发言人胡振俭有一个概括：这个案例成功的秘密“其实就是市场化运作。”一语点中了要害。市场化运作不是谁的专利，当然别人也可以学习。从这个意义上说，大望京模式具有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当然，北京有其特殊性。土地储备部门对土地的二级市场价格有一个估计，它敢于出较高价格来补偿村里的居民。换句话说，北京的土地财政有巨大的支撑力。我一贯以为，土地财政本身没有什么不好，关键要看土地财政所产生的利益如何分配，以及财政盈余如何合理使用。西方发达国家的地方政府也会筹划自己的土地财政，且它们的土地并不是全归私人所有。我国的许多中小城市没有高房价，土地市场运作的利益不大。这些地方往往难以用很高的价格来补偿村集体居民。在这里，如果政府出价不能使老百姓满意，我看就不必要急于拆老百姓的房子。要相信，随着经济发展，任何地方的城中村或城郊村的土地总会出现一个令政府和农民都满意交易价格，或者叫做公正的价格。在这个价格还没有形成之前，政府方面不必急于求成。

　　从长远看，中国农民的大部分村庄必须改造，农民也有必要改善自己的居住条件，否则，中国的城乡二元结构就难以消除。整治村庄还可以为中国建设和农业生产节约出巨量土地。这是一个巨大的时代过程，政府官员为这件事情动脑筋，我们应该看做好事。但具体如何操作这件事，却关系重大。要承认，很多地方没有办好这件事。事情办不好的原因，除过所谓干部“素质”乃至腐败因素以外，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才是关键。

　　总体看，我国土地的一级市场远不是真正的市场。因为市场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市场的“价格发现”功能。由此发生的土地交易，其公正性总令人怀疑。换句话说，在这种背景下，土地交易的公正是偶然的，而不公正则是必然的。土地征收中的大量冲突之所以发生，根源正在这里。由此看，大望京模式要在其他地方复制，有一定难度。

　　要真正使大望京模式成为有普遍意义的范本，必须深化土地制度改革。中央提出的“产权明晰，用途管制”的改革原则以及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的主张，应该是改革的方向。规划应该由政府拿，规划管理要法制化。在这个前提下，商业用地的交易要完全市场化，农民可以说不。公益性用地要压缩范围，征地补偿要以市场价格为基础，只是农民不能说不。有了争议后，可以通过司法途径解决问题。他国经验证明，只要有这种法制环境，争议并不容易发生。

　　东京成田机场的一条跑道因一个“钉子户”而没有足够的长度，但这没有妨碍日本的经济发展；北京林萃路的一段不那么直，也未见得拖了北京发展的后腿。这种现象反倒成了政府守住公正底线的标志，成了政府官员广博胸怀无字碑。由此产生的巨大社会价值，远远超过了这些事件本身形成的损害。孰轻孰重，我相信理性的人们都能掂量得来。

PE外脑：人脉的资本价值

21世纪经济报道 杨永民 北京报道 2010-05-22

很多年前，在美国硅谷，有一批成功的创业家，当他们的公司在PE的支持下实现成功上市，或者以高价钱卖给了其他公司。此时，他们不再有高昂的创业斗志，浴血商场的激情逐渐消退，但他们又不甘心自身的创业经验及相关资源白白浪费，希望能参与一份不需要天天上班，既享受生活，又能发挥自身能量的工作。

而当初辅助这些企业家实现成功上市或售出的PE公司，也看到了这份资源。PE认为这批人有丰富的创业经验、懂运营、懂管理、有资源，同时又对市场有深入了解，这对PE公司来说是一份难得的资源和价值。

在这种情况下，Venture Partner（投资合伙人）诞生了！

但在中国，Venture Partner这个概念和群体直到两三年前才真正形成。

中国第一代企业家逐渐变成老人，他们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来参与公司日常的管理，希望能够从公司运营的角色转至二线，不愿意具体参与一线事务，而中国的PE投资也在四五年的时间里逐步发展成不再“新鲜”的行业。

那些“白头发的主儿”

Venture Partner基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白头发的主儿”。

“我的不是白头发，是因为我染了。”一位在中国排名前列的PE公司的Venture Partner自我调侃说。白头发是一个比喻，形容这些Venture Partner在某些行业或领域“够资深”。

这些“白头发的主儿”一般有如下特点：

一、有足够丰富的Deal Source(项目源)，他们一般都是成功的企业家，或者某些特定行业的专家、学者，有足够的机会接触到优质的企业和相关项目资源；

二、行业经验丰富，PE公司里多数是一些财务投资人，他们对财务报表、现金流有天然的敏感性。但对特定的商业模式、行业经验一般不会有特别深入的了解，但Venture Partner如果是已经创业成功的某行业专家，可以弥补PE公司在这方面的短板；

三、 管理能力强，他们在创业或在跨国公司做高管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以及处理“棘手”问题的能力。他们担任PE公司的Venture Partner时，可以代表PE公司出任其Portfolio（投资组合）公司的董事或独立董事，为企业提供管理运营方面的具体经验，必要时可代表PE机构接手项目公司，为PE机构维护并收回投资权益。

国内一家著名电信企业的董事会里，9个董事中有好几家是代表PE的Venture Partner，他们有一个是出身于国内领先的电信运营商，一个是出身于国内顶尖的电信设备生产商，均为电信行业里不同方面的资深专家。这些Venture Partner代表各自的PE公司为这家电信企业带来不同方向的经验和资源。

但是，“他们本身并不是PE公司的正式雇员，更类似于PE的高级顾问，但工作形式又比顾问更深入。”上述PE公司的Venture Partner在接受记者专访时说。

目前国内的Venture Partner又存在两种工作状态。其一，PE公司付给Venture Partner一定的工资，他们平时虽可不用去公司上班，但需保证有一定时间（工作时间的1/4或1/3）放在公司业务上；其二，PE公司不需给Venture Partner付薪水，但付给他们一定的“交际费，通讯车马费”，他们也不需要上班，工作时间也没有任何要求，但PE公司会为他们留有一间办公室。

“如果一家PE公司有多个Venture Partner，他们会把Venture Partner的组成设计为一个互补的网络，各Venture Partner之间各有所长，有的可能之前是做职业经理人的CEO，有的可能是CFO，有的可能是成功创业家。”上述PE机构Venture Partner说。

PE的“临时救火队”

Venture Partner有很多的项目来源，他们把平时接触到的优质公司推荐给自己所在的PE机构，有时看上好的项目，自己先投资进去，然后再介绍PE机构进来。“几乎所有的Venture Partner都不参与PE机构的投资决策。”上述PE机构Venture Partner说。

但是也有少数投资机构的Venture Partner介入比较深，以色列PE基金Infinity的苏州基金的Venture Partner王蔚即为该公司的投资委员会成员，参与项目投资决策。同时，王蔚还是Infinity所投资项目苏州晶方半导体的总裁。

正如接受本报专访的上述PE机构Venture Partner所言，在具体项目上，他们的主要工作是hand-holding，也就是负责搞关系，想方设法把项目和投资方拉到一起。

但是也有意外，当PE机构所投资项目向投资方不愿意看到的另一个方向发展，某些Venture Partner可能临时要被拉过去“救火”。Venture Partner一般在创业或管理项目过程中，都遭遇过企业经营非常困难的时刻，特别是企业经营方向、管理层等出现问题的时候，Venture Partner有更多的解决此类问题的经验。并且，能够使得企业向PE机构希望的方向发展。

这对Venture Partner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因为这个工作很累，也违反了Venture Partner之所以成为Venture Partner的初衷，所以一般是Venture Partner助企业扭转局势后会很快离开。

前述PE机构的Venture Partner在正式加盟该基金之前，曾至少两次代表该机构担任其所投资公司的总裁，且依靠其原来在跨国公司高管位置上积累的管理经验和相关资源，先后带领两家企业脱离困境，走上快速发展的道路。以至于该PE机构创始人称其为“处理疑难问题的专家”。也就是基于此，其成为该PE机构的Venture Partner也就顺理成章。

至于这些Venture Partner的回报，除了有些从PE机构拿少数薪水外，更重要的回报是项目投资成功退出后的提成，这个比例一般是5%左右。“项目退出的回报有80%属于LP（Limited Partner有限合伙人），20%属于GP(General Partner一般合伙人)，我们的5%是从后者的20%中获取。”该PE机构Venture Partner对本报记者补充说。

双面投资人

从投资人的角度，Venture Partner不但是PE的机构的合伙人，其自身亦是天使投资人。以永宣创投（上海联创）的Venture Partner陈凛为例，陈本人作为天使投资人参股的创业项目应不下十个，且有分众传媒等公司以实现上市，而郁金香传媒、天才宝贝、爱迪友联等项目亦均从风险投资公司获得资本注入。

“由于这些人在成为PE机构的Venture Partner之前，多数本身就已经是功成身退的富豪，因而天使投资是其本身就已具备的一个职能。”上海某VC基金的Venture Partner对本报记者说。

而有些Venture Partner虽在天使投资方面关注不多，但自身却是成功的连环创业高手。北极光创投的Venture Partner谭智，之前曾以1.8亿美元将自己带领的框架传媒卖给分众，在加入北极光创投后不久，就出任该机构投资的项目城市纵横传媒的董事长；英菲尼迪基金的Venture Partner王蔚，其本人的日常工作身份是即将上市的苏州晶方半导体公司的总裁；软银赛富投资基金的Venture Partner陆豪，不但自身是上海卓越集团的董事长，还是电子商务公司卓越网的天使投资人；而领航资本创始人杨镭曾是北极光创投的投资合伙人，他在创立领航资本后，则邀请唐骏担任基金的投资合伙人。

渣打银行直接投资执行董事陈泽认为，很多Venture Partner都是有经验的创业家，他们不但具有丰富的创业经验，在经营管理上也与多位财务出身的PE基金团队形成互补。同时，他们还有丰富的人脉资源和项目来源，对PE机构的投资效率起到促进作用。

“而且多数Venture Partner本身就是天使投资人，他们在项目早期进入，对企业发展方向和竞争优势有更加明晰的思路，这种经验可帮助PE机构更准确的判断企业核心竞争力。”陈泽说。

人脉银行

除了聘请Venture Partner之外，PE公司还会采用聘请顾问的形式，将社会上一些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成功企业家“存储”进来，组成能量庞大的“人脉银行”。

2006年11月，英国PE公司3i将在欧洲实行了15年的“人脉计划”导入亚洲。该计划在全球共有1000多名会员，其中亚洲有60到70名，除新加坡和印度外，多数会员在中国。会员的基本要求是10-15年行业经验、在知名企业担任过重要职务的人士，或是跨国公司担任重要职位，或者是成功民营企业的创始人。

2007年8月，欧洲第二大私募基金公司CVC资产公司宣布聘请前花旗集团全球市场亚洲区主席梁伯韬担任该公司大中华区顾问。梁伯韬将负责开拓该地区的投资机会，并为已投资的公司管理层提供咨询。

被称为“红筹教父”的梁伯韬在香港和大陆有着广泛的人际关系，曾帮助过很多大陆公司筹集资金。他在投资银行业有30多年的经验，在加入花旗集团之前曾担任巴黎百富勤副主席。

同样，凯雷投资集团因喜欢招纳全球政界名人而被称为“总统俱乐部”，这些超级人脉或直接加盟，或担任顾问，从不同角度为凯雷的投资战略打通各种“关系”。

为打开中国市场，2006年，全球顶尖私募股权投资基金KKR聘请联想控股董事局主席柳传志和前中国网通CEO，现中国宽带产业投资基金创始人田溯宁为资深顾问。柳、田二人不仅是成功的企业家，还是中国PE最具代表性的领军人物。KKR聘请这两人成为其资深顾问，主要还是想借助两人在中国企业界和投资界的巨大影响力，来为其在中国项目寻找和推进提供支持。

在英国，摩根大通在2008年初不惜支付约100万美元的年薪，聘请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为其顾问。虽然外界批评布莱尔并不懂经济，但很显然，摩根大通看上的更多是其人脉。在本报之前的报道中曾提到，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Jamie Dimon)高度评价布莱尔加盟的重要性，并指懂经济的在摩根大通多得是。“世界上拥有他那种见识和关系网的人屈指可数，布莱尔的加盟将给摩根大通带来巨大贡献。” 戴蒙说。

“分掉”瓦窑村土地：成都“土改”进入深水区

何忠平 成都报道 2010-05-21

一个农村家庭同时拥有两本不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没错，瓦窑村六组，64岁的牟洪栋家就有两本。

一本发证时间是2008年5月，“承包期限”一栏写的是30年，即“1998年10月1日至2028年9月30日”；另一本发证时间是2009年6月，“承包期限”写的却是“长久”。

这两本权证，老牟保管得很仔细，属于压箱底的。

“因为村里打了招呼，如果有人来调查，就把两本一起拿出来，向他们解释前世今生的关系”，5月15日下午，看着家门口鱼塘前的人来人往，坐在大院坝喝茶的牟洪栋翘着腿，一脸惬意。

其时，牟洪栋的“农民”身份，似乎更像是他的职业。

在瓦窑村，与老牟家一样同时拥有两本权证的，还有708户。瓦窑村是一个距离成都市区19公里左右的丘区小村，隶属于双流县兴隆镇，共计有2536人，7个村民小组。

这一切都缘于成都市两年前启动的、旨在“还权赋能”的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它包括确权、流转、收益、“挂钩置换”、耕地保护五个承上启下的环节。在完成确权颁证的基础上，去年6月瓦窑村率先试点了农村土地承包地经营权“长久不变”。

这是一个有着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普适价值的大胆探索，它使成都改革走进“深水区”，进而步入不可逆转的进程。

权益“固化”

农村承包地是否应根据农村人口的变化而进行调整或者长期不变，这不仅涉及到农村土地承包法的贯彻实施，也事关农民的切身利益。

瓦窑村六组共有192亩田地，身为村民议事成员的牟洪栋向记者证实，六组基本上是每隔三年就“调田”。上世纪80年代他当生产队队长时，六组只有140人左右，现在都翻番了，“人口猛增之下，一个农村家庭的田肯定是越调越少”。

虽然相关法律规定农村家庭承包土地“生不添，死不减”，但在“合作化”、“公社化”的体制惯性影响下，对土地的平均分配和占有，依然在农村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

显然，这对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而言，是致命的。

农村产权制度改革的基础是确权，依法确权是有序流转的基础。成都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专家组成员、市社科院副院长陈家泽注意到，只要因循旧制，不断“调田”，那么农村产改就没有存在的价值，《物权法》对农民家庭承包土地物权权益的保护也将因主体权利边界的游移和混沌而无法落地。

瓦窑村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期限“长久”，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进行土地流转，给农民吃了一颗“定心丸”，让老牟们对未来有了更长远打算，也让项目主的投入风险大大减少。

“我家耕地已被集中流转给了一个叫‘玫瑰天堂’的万亩农业博览园项目”。除了获得成都市规定的相应耕地保护金外，每年老牟家还可取得一定的粮作物损失补偿，项目主以每亩1000斤大米的平均市价折算成现金返回。

试点“长久不变”后，“玫瑰天堂”项目主又已与老牟们延签了15年的流转合同。据项目主测算，占地1.28万亩的玫瑰天堂要16年才能收回成本，这要是按照原来的农地承包期限，到2028年利润回报期就只有3年。

“长久不变”的效应，也被扩展到了集体经济产权上。

“假设你家有三口人，三口人都被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原始成员，那么你家就享有三股权益；五口人，就享有五股权益，可以转让也可继承”，40岁的唐朝阳当过兵、做过小买卖，现任瓦窑村村支书。他告诉记者，“从此以后，增加人口不再增加股份不增加土地，减少人口也不再减少股份不减少土地。”

瓦窑村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三类：原始成员、新增成员和特殊成员。其中，2009年6月1日后新增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为特殊成员。据记者了解，特殊成员只享有选举权、表决权、资产权益的赠予、继续、转让等权利，原始成员才享有选举权、表决权、承包土地权和收益分配权。

“以后国家征用土地，占用到哪个的，补（赔）偿收益就归哪个。不再由组（社）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按照‘血战到底’的方式平均分配，也不再调整土地。”唐朝阳说。

争议与启示

近一年来，瓦窑村新增人口100人左右，其中六组就增加约十人。

“这些娶了媳妇生了娃儿的，有些就闹着要调田”，牟洪栋告诉记者，有的甚至要求重新确权，全部推倒重来，“开弓没有回头箭。长久不变是大多数人同意的事情，咋可能走回头路呢？”

往往遇到要调田的情况，同时身兼组（社）议事会成员的牟洪栋还要负责解释工作。“我会告诉他们，因为生在农村，所以政府就给了我们一块土地的使用权。城里人是没有这种待遇的，城里人娶了媳妇生了孩子，也不可能向政府要地，都是自谋生路”，至此，老牟还会强调一句，“现在我们每家都有一块经营权长久不变的承包地，还有什么不知足？还要什么重来呢？”

值得一提的是，瓦窑村以前每家每户的土地承包面积按产量划分，产量低的，耕地面积大一些；而产量高的，耕地面积就稍微小。在试点“长久不变”时，为了解决起点公平问题，瓦窑村人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在账面上进行调整确权，即农民仍旧种现有的地，耕种收益归其所有；但征占补偿、流转收益及国家按土地面积对农民发放的各种政策性补贴，比如耕保金，则由确权到户的农户享受。

即便如此，记者注意到，瓦窑村也并不是所有的农户都同意“长久不变”。瓦窑村有714户，其中还是有5户没有参加“长久不变”。据记者掌握的资料显示，主要原因是“新婚迁入和新生婴儿”，这些都是新增成员或特殊成员。

“长久不变”的产权安排，使农村的竞争性资源配置完全“农民自主”，这正是成都改革的初衷。然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据唐朝阳说，“老百姓看到一部分流转出去的土地收益更大，种地成本相对较高，收益也较小，所以就荒芜有一小部分土地，这部分老百姓有等别人来流转的思想。”

在记者采访中，还有一部分老百姓表示，“长久”不变就是“永久”不变，甚至认为土地“私有化”了；对于承包地的经营权与所有权，概念模糊。

对此，兴隆镇镇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汤作清向本报强调，“长久不变”试点，一直坚持农村的基本经营制度不变的原则、坚持农村的所有制不变的原则、坚持农村资源的使用权长久不变的原则和坚持尊重村民意愿的原则。

改革的缩影

成都的“土改”，注定充满争议与启示。

在今年2月召开的内部会议上，成都市委高层再次明确，“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要确实权，不能确虚权”；“确权颁证一定要做到‘地、账、证、合同、耕保基金’五个一致，做不到就不能通过验收。”

在此背后，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村工作“四大基础工程”正在进行中。“四大基础工程”包括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还包括村级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农村新型基层治理机制以及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在上述会议上，成都市委高层表示，“四大基础工程”首先要经得起群众检验，做到绝大多数群众满意，还要经得起历史检验。“不能今天确权，明天涉及动房、动地就不算数了。你不算数，老百姓也不算数，将来他是要找你算账的。”

同时，双流县委组织部要求4月底前集中清理、限期整改部分村组议事会成员不按规定程序选举的问题。年底，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和程序开展村民议事会换届选举和向议事会授权。于时，为了推动和提升城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均衡化、均质化，从2009年开始，成都市、区（市）县两级财政每年向每个村注入20万元。并且，允许村一级用专项资金融资，这有望在2-3年内撬动数十亿资金投入农村。

另外，根据市国土局编制的《成都市农村土地综合整治白皮书》（2009-2015），成都计划用6年左右时间，对全市农村的300万亩耕地和30万亩左右的农村建设用地进行综合整治，使半数即300多万农村居民逐步实现城镇化。

“讲话声不大不行，有些道理都讲几遍了”，5月13日下午，唐朝阳一脸疲惫地走进办公室时，他身后的村会议室“四大基础工程”社员大会已开了三个多小时，仍没有结束。会议室内，伴随着高音喇叭的讲话声，一百来号人继续嘈嘈杂杂；会议室外的墙壁上，赫然印着“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16个蓝色大字。

瓦窑村的前世今生，只是成都改革的一个缩影。

通过2009年对瓦窑村土地的实测，全村土地总面积5565亩，截至目前，已流转耕地、林地、集体建设用地合计约3373亩，流转收入676.3万元。2009年村级集体经济收入3.5万元，农民人均村收入达8106元，同比增长13.2%。

唐朝阳对未来充满信心，他希冀按照现代农庄带家庭农场的模式，把瓦窑村打造成成都近郊现代农业观光示范点，以玫瑰为主题的旅游新村。

夕阳西下。牟洪栋直感叹这几年村子变化真大，但他也流露出了一丝担忧，“哪一天我们土地没流转出去了，又咋办？”

牟洪栋与其他农户现在每天都紧盯着“玫瑰天堂”，“不能让他们在我们的地上搞永久性建筑，否则我们耕保金就没了，而且以后复耕也困难”。

陈志武：人民币升值不会引发购物狂潮

许多经济学家和政策分析师认为，解决巨额贸易失衡并不难——中国政府应该让人民币升值。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陈志武认为，这一权宜之计将收效甚微。人民币升值将会使制造业转移到其他低成本亚洲国家，不会刺激中国人购买美国商品，也不会为美国创造工作岗位。中国人并非不喜欢消费。陈解释说，1952年中国人的相对消费水平和今天美国消费者的相当。但从那之后，中国政府一直控制了这个国家至少60%的财富，这就让百姓难以分享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因百姓能分享的财富效应有限，民间消费就难以跟GDP的高速增长同步，导致了中国对投资和出口的过度依赖，并由此导致了贸易失衡。陈总结说，民有化和纳税人在财政决策中有更多发言权，会比人民币升值更能有效地拉动中国人消费和驾驭全球贸易失衡问题。——耶鲁全球
人民币升值不会引发购物狂潮

只要政府掌控着土地、资源和企业股权，中国人必然会被迫节省

陈志武

耶鲁全球 (YaleGlobal), 2010年05月12日。本文的中文网页：http://www.yaleglobalfd.fudan.edu.cn/content/%E4%BA%BA%E6%B0%91%E5%B8%81%E5%8D%87%E5%80%BC%E4%B8%8D%E4%BC%9A%E5%BC%95%E5%8F%91%E8%B4%AD%E7%89%A9%E7%8B%82%E6%BD%AE
译:王小钢

纽黑文：随着中国于今年夏天让人民币升值，开头可能升值5%，人们自然要问：人民币升值能纠正现在人人都谈的全球贸易失衡问题吗？尤其是，中国的这一政策变化会在减少贸易失衡同时，把工作岗位还给美国吗？答案是否定的。

人民币升值会导致制造业在新兴市场之间转移，使美国贸易赤字稍微下降，同时会使其进口商品价格抬高，让利率也升高，但未必会提高美国的就业。人民币升值本身不太会拉动中国的国内消费，尽管全世界都想看到这一点。只有当中国政府放松其对经济的控制，通过民有化改革使政府不再是主要的土地与财产所有者，让普通家庭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上升，中国民间消费才会发生根本性增长。

二十四年前，为了办手续准备来耶鲁大学读书，我跑遍北京，差不多花了一天时间才发了一份电报到美国。当时，打电话到美国每分钟至少是四美元，而且在北京只有两个地方开通了国际长途电话业务！跨太平洋通讯缓慢又艰难，信息流量也严重受限。在那时的运输与通信价格那么高、容量那么小的情况下，跨国贸易的成本和壁垒如此难以克服，以致于尽管中国工人的工资可能不到美国工人的四十分之一，但是，美国制造业还是不用担心，制造外包还没成气候。

即使人民币升值50%，制造业也不会流回美国。
然而，今天，随着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的普及，不仅越洋通讯近乎免费，信息传播手段良多，而且洲际运输成本也非常低廉。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人民币升值50%，使中国劳动力成本升至美国的十分之一以上，制造业仍然不会流回美国。至多是美国零售商不从中国进货，而从其他新兴经济体进货罢了。人民币升值不会对美国的贸易赤字或就业问题带来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积极影响。

正如几乎所有中外评论家所说的那样，全球贸易失衡的真正解决之道在于中国提升国内消费。许多人说挑战在于中国人不喜欢消费，只喜欢储蓄。——肯定并非如此，中国人和其他国家民众一样喜欢消费，喜欢过更好的日子。

根据《宾夕法尼亚大学世界数据库》（the Penn World Table），在1952年，也就是中国土地集体化、企业国有化之前，中国的民间消费占GDP的67.4%，这与今天美国的71%并没有多大差距。之后特别是大跃进的那几年，民间消费急剧下滑；整个计划经济期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一直在下滑；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之际，民间消费所占GDP比下降到48.7%。改革开放的头十五年，民间消费相对于GDP保持平稳。到1997年，是49%。那时候，中国一些经济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个相对消费水平太低，经济对投资和出口的依赖度太高，开始呼吁调整政策，让民间消费对推动增长发挥更重要作用。然而，虽然愿望强，但接下来民间消费仍继续下降，现在只略高于GDP的35%！为什么这么难？

中国民间消费占GDP之比。（放大图）
已经给的解释很多，包括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到位、规避未来生活风险的金融产品还不丰富，还有就是银行储蓄利息被人为压低，让百姓的收入因此没有应该的那么高，变相由百姓给国有企业补贴；这些当然是家庭不敢消费、必须多储蓄的原因。但是，更为根本的原因不在这些，民间消费之所以一直没有跟上中国GDP的增长步伐，是因为中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仍属于国有经济，政府拥有社会最主要的资产和土地，财产性收入主要由国家享有，并且也因为征税权和财政程序没有受到实质性制约监督，缺乏民主运作机制。

中国太多的财产性收入和国民收入流进了各级政府的金库，个人收入占比当然就越来越少，家庭消费占GDP的份额就越来越低。按照一些官方统计，国有经济产值大约占GDP的35%。然而，这一比例被严重低估了，因为许多由多个国企持股甚至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并没算作国企，但实际的产权还是国家拥有。如果算上企业产权、资产和土地，政府差不多拥有整个社会资产性财富的60%以上。诚然，过去30年的快速增长意味着土地、企业股权和其他资产的价值都升高了，但这些增值的大部分都是各级政府的，只有一小部分流入了个人手里。

国有制抑制民间消费增长，因为它使百姓不能从土地增值、国企利润和资本收益中直接获益，使百姓的财产性收入很少。人们会认为，政府拥有并经营企业会惠及所有公民，国企利润和国有资产的增值有助于减少或消除公民交税的必要。但是，在中国，实际征税权主要掌握在国务院和其部委手中，并且很少受到全国人大的监督核查。所以，不奇怪，从1995到2007年，政府税收（不包括国企资产收益、土地出让收益）增加了6.7倍，而与此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长了1.6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增长了1.2倍。这期间，政府财政收入的增长速度是GDP增长率的两倍，而普通家庭收入的增长速度则低于GDP增长率。

随着政府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几乎失控地增长，一个必然的结果是政府靠税收和卖地收入就够了，无需国企上交利润，甚至在各国企和国有事业单位出售资产之后，也不需把所得上交国家。而全国人大常委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上交利润，上交国企资本所得。实际情形是，全国人大每年开会一次，会期十天，其常务委员会也不举行公开听证会要求国企对国家负责。于是，国企能把大部分利润留下，也能把资产出销收益留下，然后按照国企自己的意愿进行再投资，不断投资。当然，即使把利润交给了地方政府，政府也会拿这些钱去投资。这两方面就解释了如下现象：中国总储蓄占GDP的百分比从1992年的41%增长到最近的51%；在新增的这十个百分点中，有七个百分点归功于企业储蓄的增加，其余三个百分点归功于政府储蓄的增加，而私人储蓄在GDP中所占的百分比则停留在21%左右。

国内产能和消费需求间的失衡迫使中国更加依赖出口，并因此需要人民币汇率保持低水平。

简言之，资产由国家所有，加上缺乏制约征税权的民主机制，一并造成了如下这种循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国民收入和资产价值都在增加；但大部分财产性收益和比例越来越高的国民收入都流进政府金库，变成了国企和地方政府扩大工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资金，从而进一步扩大经济的制造产能；与此同时，由于普通家庭收入占国民收入的份额在下降，民间消费在GDP中的比例也只能跟着下降；这就加剧了国内产能和国内需求的失衡，使得中国更加依赖于出口，而为了便于出口，就必然要求人民币停留在低币值水平。

民间消费增长不足、人民币汇率必须很低以及巨额贸易顺差的膨胀，这些都是中国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产物，不是偶然。

过去，对各种资源的国家所有制和并由政府控制经济，使中国能够迅速工业化，其好处是明显的。但是现在，特别是金融危机之后，情况跟以前不同，增长模式必须转向靠内需，而此时，国有经济比重太高、政府征税太多就成了增长模式转型的根本障碍：因为它们抑制了民间消费的增长，所以，国有制经济体和征税权不受制约，也要为全球贸易失衡担负部分责任。因此，尽管人民币升值在表面上可以促使国际贸易结构发生部分调整，但是，如果国有资产能够被民有化，并且纳税人对政府的征税权以及财政预算有更多实质的监督，那么，这不仅能促成中国经济模式的转型，开启一种根本性的改革进程，而且也将有益于全球经济的平衡。

陈志武是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教授。

Rights:版权信息：耶鲁大学全球化研究中心2010年

碳税，不得不说的事

21世纪经济报道 黄杰夫 2010-05-24

最近，碳税再成热门词。

有的报道说，2012年中国会出台碳税，有的专家称，碳税能抵消西方国家的碳关税，有的评论认为，碳税简单易行好推广。

要我说，碳税和碳交易都是试图给CO2定价的政策工具，孰优孰劣，短期内难下定论，将来有可能共同推出。但是，如果使用碳税，有三个问题要过过脑子。

第一，环境效应的确定性。

目前，世界上几个碳交易市场都已运行多年：EU ETS（欧洲排放交易体系）正式开始于2005年，基准线为22亿吨CO2，CCX（芝加哥气候交易所）起始于更早的2003年，基准线近7亿吨，而最年轻的RGGI（美国区域减排行动）也已有1年半历史，基准线近2亿吨。

不仅如此，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等国家地区，未来出台政策都指向碳市场，而非碳税。相较之下，除丹麦、芬兰等北欧小国外，在大规模基准线体系内尚未出现碳税应用案例。从环境效应方面看，碳交易已有大量的实证数据可供系统分析，而碳税则缺乏相应数据，稍显稚嫩。

对企业来说，当总量减排指标分配到自己头上，不管采用清洁技术，还是购买排放许可，都必须交出明确的减排成绩单。不管白猫黑猫，必须抓到老鼠才是好猫。与碳税相比，碳交易显然更有环境效应“确定性”（certainty）。

第二，如何确定税率？

中国之大，千差万别。在各地发展水平严重不均、企业素质参差不齐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如何能一刀切出最合适的税率来呢？

比如，人民币汇率有无低估、中国房价有无泡沫，再神通的专家其实也无法下确定的结论。而在其他金融市场发达的国家，成千上万的市场参与者通过交易产生出汇率、利率等价格信号，供需在此基础上获得动态的平衡。

相较于交易产生的价格信号，税率无法随时调节，欠缺灵活性。

第三，碳税能应对碳关税吗？

我觉得，有点难。西方国家提出征收碳关税，是在一个cap and trade交易体制内提出来的。

现在，中国已存在基于碳强度的刚性的总量指标，纯经济学意义上的“稀缺性”（scarcity）已然出现。在这种稀缺性的基础上，未来如果出现局部地区、局部行业的交易试点，相当于中西两个体系内，都出现了真正意义上由交易产生的碳价格信号。

就事论事地说，西方国家有cap and trade，中国如果有上述可以类比的金融工具， 那么“你有半斤，我有八两”，西方国家征收碳关税的前提条件在相当程度上被削减了。但如果用碳税来应对碳关税，感觉上似乎没有对症下药。

中国的当务之急，并非匆忙地为碳税和碳交易“盖棺论定”，而应该在出台此类政策工具之前，让各方在掌握事实数据基础上进行充分辩论——an informed debate。

（黄杰夫，北京师范大学客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