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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税总局摸底“隐形富豪”

21世纪经济报道 周呈思 上海报道 2010-06-09

核心提示：一位地方税务局人士透露，税务部门已针对演出市场、广告市场、个人投资者、建筑安装业、律师业等12个高收入行业进行收入状况的调研。“重点监控对象，还包括《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排行榜上的名人。”
6月9日，国税总局发出通知，要求各地税务机关进一步加强对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征管工作。

国税总局近日下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要求，加强年所得12万元以上纳税人自行纳税申报管理，对高收入者的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等五类主要所得来源加强个税征管。

6月9日，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前一段时间的调查摸底，并与税务机关的全员全额明细申报数据和年所得12万元以上自行纳税申报数据对比分析，总局掌握了高收入者分布和所得来源的有关情况。

“对12万元以上年所得的收入群体的自行申报，三年前就已开始实施，但目前尚存在强制性不够、推进面较窄的问题。”一位地方税务局人士表示。

记者从地方税务局了解到，从今年3月开始，税务系统对于个人所得税管理系统的推广力度开始加大，并加强了对高收入行业人群的信息采集摸底工作。

不过，如何对“隐形高收入者”实施监控和加强征管，是最大的难题。

目前，税务机关主要是通过企业代报来对个税征缴实施间接监管。“加强高收入者征管其实一直是个税征管的工作重点。”这位人士说，“但目前能够起到明显监管作用的还是高收入工薪群体，大量自由职业者和投资人仍面临征管难题。”

《通知》要求，重点监控高收入者相对集中的行业和高收入者相对集中的人群，摸清高收入行业的收入分配规律，掌握高收入人群的主要所得来源，并以此建立高收入者所得来源信息库。

上述地方税务局人士透露，税务部门已针对演出市场、广告市场、个人投资者、建筑安装业、律师业等12个高收入行业进行收入状况的调研。“重点监控对象，还包括《福布斯》发布的中国大陆百名富豪排行榜上的名人。”

上述人士表示，目前税务系统已经初步建立了重点纳税人档案，以对高收入者实行跟踪管理。“对于涉税信息，税务机关正在根据上报资料进行‘一户式’管理，对纳税人建立个人税务档案。”该地税局人士表示，将来的方向，是实现个税征缴系统的全国联网。

如能实现个税档案的汇总联网，跨区域流动高收入者的个税征管难题将得到破解。一方面，缴税者仅凭身份证就可完成跨区完税，另一方面，税务机关通过汇算清缴也可随时监控个税缴纳情况。

不过，一位地方税收征管员亦表示，由于目前最初税源信息均使用人工采集的方式，不少所得来源档案都存在信息不实、不全的情况。

“由于目前税务机关主要通过企业来进行个税的间接监控，因此高收入工薪阶层的收入比较好监控，但对个体户、私营企业主、演艺明星等自由职业者的监控尚不是很有效。”一位税法实务专家对记者表示。

《通知》还要求，将对高收入者的五类主要所得来源加强个税征管。这五类所得来源包括：财产转让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规模较大的个人独资企业、合伙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劳务报酬和工资、薪金所得，以及外籍个人取得所得。

“单凭税务机关不可能完成这些财产所得来源的监管。”上述税法实务专家对记者表示，如股权转让所得收入，即需通过与证券机构和工商部门的合作查证；而房屋转让所得则需通过房产管理部门的配合。因此，除了税务机关外，还要加强银行、工商、审计等部门间的税收行政协助。

对于股权转让所得，国税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税务机关将继续推进与相关部门的合作，获取股权转让信息，加大计税依据的审核力度。对限售股转让所得、房屋转让所得及其他财产转让所得，税务机关将严格执行相关税收政策，并结合征管中出现新的问题，尽快研究出台解决措施。

甲流或是一场阴谋

21世纪经济报道 王卓铭 张旭 北京报道 2010-06-09

核心提示：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3名专家从生产达菲的药厂收受贿赂，有意制造了甲流病毒的恐慌。

《英国医学期刊》和英国调查采访局6月4日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世界卫生组织的3名专家从生产达菲的药厂收受贿赂，有意制造了甲流病毒的恐慌。

受贿赂的世卫组织专家分别为：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病理学专家弗雷德·海顿博士、密歇根大学的阿诺德·蒙托博士，以及莱斯特大学的卡尔·尼科尔森博士。作为回报，这3人为厂商出谋划策，并使世卫组织听从他们的建议，使达菲成为治疗甲流的首选药物。

据了解，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达菲为罗氏制药独家生产。调查结果称，各国政府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大量购买达菲，为罗氏公司等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利润。

这项调查结果还指责了葛兰素史克公司，但没有提及相关产品。不过，在中国市场，罗氏公司生产的达菲和葛兰素史克公司生产的乐感清，一度是官方公认的两种主要的防治流感药物。

无独有偶，欧洲委员会议员代表大会下属社会、卫生委员会日前在法国巴黎发布的报告也认为，世卫组织没有如实评估甲流威胁，疫情对策引起“广泛且不必要”恐慌，致使多国家因采购达菲、疫苗等浪费巨额资金。

但世卫组织驻华代表处新闻官陈蔚云6月9日在给本报的书面回复中表示，“我们没有过度渲染和夸大这个危险，一直认为疫情存在不确定性。我们接触各类机构以寻求帮助，避免疫情扩散。同时努力保证收集的信息不被企业或其他利益相关方所左右。”

对于世卫组织专家“涉嫌贿赂”的指责，陈蔚云表示，“所有专家都签署了保证书，以保证制衡和不被商业利益所左右。”

去年6月，世卫组织把甲型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最高级6级，这是该组织41年来首次将流感警戒级别提升至6级。

但是这一做法几乎从一开始就存在质疑。一个名叫沃尔夫冈·沃达格的德国流行病学专家早前就提出：甲流疫情其实是“本世纪最大的医学丑闻之一”，“在我们眼前，其实只有轻微的流感和一场造假的疫情。”

今年1月份，欧洲委员会决定对世卫组织的甲流对策是否恰当进行调查，而主持这场调查正是沃达格。

另外，据本报记者了解，为回应外界质疑，世卫组织已组织专家成立独立调查小组，审查自身应对甲流疫情的措施。

三网融合方案需追求社会福利最大化

聂华辉 2010-06-09

据悉，6月6日在国务院会议上，在六易其稿后，最终通过了有关三网融合的试点方案，广电总局获得内容播控权，成了大赢家。电视网、电信网和互联网的“三网融合”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大势所趋，本来是一件对全社会都有利的好事。然而，自2001年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三网融合”这一政策目标，历经十载，负责实施这一目标的国家广电总局和工信部对试点方案五易其稿，一直未能达成一致协议。

两部门分歧的焦点是新媒体IPTV的“内容播控权”。IPTV的传输技术已经有成熟的模式，而传输的内容则是灵活可变的，因此谁控制了内容谁就控制了巨大的利益空间。在这一利益博弈尘埃落定之后，作为普通百姓，我们关心的不是谁输谁赢，而是这一博弈结果是否是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博弈的过程是否有利于形成社会福利最大化的结果？

一项理想的政策应该最大化全社会的总福利水平。然而，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和技术手段的约束，中国还没有形成全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能够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并且进行公平博弈的条件。在这种情况下，理论上政府成为民意的代表，并制定和实施最大化社会福利的政策。政府是由各个部门组成的，因此政府的利益又往往体现为各个政府部门的利益。

由于不存在完美的利益补偿机制，部门利益博弈的结果未必是最大化社会福利的结果，在实际中往往是实力较量的结果。在这场旷日持久的三网融合的争论中，我们看不到各方对社会福利的估量，看不到作为“上帝”的消费者的角色，看不到对国家中长期产业发展的分析，看到的只是对内容控制权的争夺，这就说明争论的实质是抢夺巨大的利益蛋糕。这一次，祭出政治正确的国家广电总局占了上风，下一次也可能是祭出技术牌的工信部成为赢家。问题是，谁来关心社会福利呢？

要让一项政策真正造福社会，最大化社会总福利而不是最大化部门利益，就必须逐步扩大民众参与的程度。没有谁不关心自己的切身利益，问题是如何改进参与的方式。过去公用设施的定价，比如火车票价、水电价格，都是由政府部门独自制定，现在引入了价格听证制度，这就是一种进步。下一步，应该完善价格听证制度，比如规定必须有具备专业背景的人大代表和普通群众代表的参与比例。

即便是专业性很强的三网融合这种方案，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由主管部门公布各方计算的不同方案的成本和收益，相信广大群众能够做出符合社会福利最大化的判断。我们需要警惕的是，相关部门以垄断信息的方式排斥民意的参与，以此强化部门利益。因此，我们有必要考虑制定一部关于重大决策和重要价格进行听证的法律。

三网融合的争论最终在国务院协调小组的干预下暂时平息，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整合相关部委成立大部委的必要性。如果广电总局和工信部属于一个部门，那么双方的利益之争就可以在内部通过利益补偿机制解决，而且可以实现技术和管理上的更好协作。最重要的是，新部门的利益与社会福利的正相关性就提高了。我们也可以考虑成立一个类似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那样的综合性管理结构，统一管理国内和国际的通讯网络。这一机构也有效地减少了地方各个相应下属部门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有利于地方利用信息优势进行改革探索。在暂时难以扩大民意参与的前提下，整合部门利益构建大部制，应该是当前的次优选择。

世纪佳缘：“剩女”贩卖经

林涛 中国企业家 2010-06-10

核心提示：看起来，世纪佳缘正在享受成立以来用户数和收入同时猛增最好时光，但是，这家网站的“先天缺陷”令其发展前景蒙上阴影。
2010年春，全城热恋。香港孤男爱情《月满轩尼诗》热议未消，江苏卫视剩女集体电视相亲《非诚勿扰》引爆收视率新高，湖南卫视、浙江卫视也紧随其后杀入电视相亲战局。婚恋话题火爆，背景是“剩女”恐惧近年来在媒体渲染下的一级热度。其实，“剩男”、“剩女”们的春天还不知道在哪里时，婚恋网站的春天就已经到了。前一阵，纳斯达克中国首席代表徐光勋发出了对龚海燕的邀请，龚是婚恋网站世纪佳缘的创始人，而徐的目的是劝说世纪佳缘去纳斯达克上市。

刚一见到龚海燕，徐光勋就告诉对方，纳斯达克中国的一名员工正是在世纪佳缘找到老婆，最近还生了小孩。

龚海燕对这样的场景已经不陌生，世纪佳缘200多名员工中的20多人在自己的网站上找到另一半，其中6人领取结婚证，包括龚海燕自己。2003年，还在上海读研究生的龚海燕创办世纪佳缘，网站的第一个用户是她同班同学，这位同学没能在网站上有所收获，龚海燕自己却找到了。

今年初，世纪佳缘的广告出现在各大城市的公交车上，3月，世纪佳缘在央视3套和5套投放电视广告，4月，世纪佳缘频繁现身目前最火热的《非诚勿扰》。世纪佳缘不缺钱，2007年底风险投资商启明创投投资了1000万美元，但在此之前，除了在网络上进行关键词等广告投放，龚海燕从来不敢在昂贵的传统媒体上投放广告，“投广告要市场相对成熟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效果，投得早也是浪费。”她说。现在，她认为市场开始成熟了。犹豫了很久，她咬牙在央视投放了广告，虽然这让龚海燕有些心疼，“确实太贵”。

龚海燕从去年开始感觉到用户的高速增长，目前世纪佳缘拥有2000多万注册用户，在接受采访前的一天，有近5万人注册，之前的一天则是56000多人。

世纪佳缘的商业模式也建立在用户规模之上。

最初，龚海燕设计的商业模式相当“理想”，所有服务免费，一旦成功恋爱，希望用户能够自觉捐赠。事实上，后来也确实有人给网站捐款，但是数量稀少，后来，龚海燕在反思这种模式时分析，许多用户在网站上找到恋人后的第一反应是停止使用网站，否则对象会很介意，而等到这些人恋爱成功甚至结婚，可能已经是很久以后的事情，“这个时候他再回过头来感谢你其实还是很困难的。”更重要的是，互联网用户习惯免费，他们不会为婚恋网站提供的平台付费，除非能够额外享受到服务。

2007年，世纪佳缘引入风险投资，龚海燕开始有了重构商业模式的压力。在此之前，浙江义乌一位商人给世纪佳缘投过10万元；后来，新东方集团的几个创始人徐小平、钱永强等又以个人名义向网站投入数百万。他们对世纪佳缘没有迫切的资金回报需求，徐小平甚至表示，“赚不到钱无所谓，就当做了一件对社会有意义的事情。”但是专业的风险投资则不然。

当时，多数中国婚恋网站主要收入来源于组织线下活动，一场数十甚至上百会员参加的相亲活动，世纪佳缘可以从中获得大约20%的利润，即便如此，这种需要大量人力投入的活动组织起来耗时费力，而且规模和频率有限。

龚海燕想到的商业模式是按效果付费的“收信”模式，用户免费给自己心仪的对象发去“求爱信”，如果收信者对求爱者感兴趣，就需要支付一元钱来看信。但投资人一开始就否认了龚海燕的这一设想，因为现实生活中的恋爱通常由男性买单，而且网站上也主要是男性给女性发信，看信收费的模式可能出现女性付钱，这不符合常理。龚海燕坚持自己的想法，她认为向发信者收费的方式会导致许多人发信量急剧缩减，从而影响到整个网站的活跃度和效果。

最终，世纪佳缘选择了收信者付费的模式，却额外增加了一个新的环节，如果发信者购买一张“邮票”，也就是预先付费，收信者就可以免费看信。同时，世纪佳缘为收信者提供了包月套餐，每月付出数十元就可以看所有来信。

除了“邮票”模式，世纪佳缘借鉴搜索的竞价模式，推出梦想成真、约会1+1、短信增值等收费服务。2007年，世纪佳缘收入数百万元，2009年增加到8000万，其中线上增值服务收入已经占到总收入的80%。

看起来，世纪佳缘正在享受成立以来用户数和收入同时猛增最好时光，但是，这家网站的“先天缺陷”令其发展前景蒙上阴影。世纪佳缘的用户都希望在最短的时间内找到伴侣，然后离开，或许这还不是问题，作为用户搜索入口的谷歌也曾经如此，但是与谷歌用户的区别在于，世纪佳缘的用户还希望自己在离开之后，永远不再回来。

龚海燕并未透露这种永远离开的沉默用户在世纪佳缘2000万注册用户中所占的比例，可以想象，这不会是一个小数目。龚海燕的解决之道是在北上广之外二线城市拓展会员，今年初，她开始在十多个省会城市投放广告，“找对象有很强的地域性。对一个网站来说一定要到很大的规模，到二线、三线城市都有足够多的用户的时候，才能真正帮到他们。”

除了深挖用户，龚海燕的另一个思路是向产业链上下游拓展，她投资的一个婚庆网站在去年底启动，这家网站将会为网友提供婚庆方面的建议和服务平台。

不过，一个小小的细节让我突然意识到，世纪佳缘的用户也并非总是一去不复返。采访结束后，龚海燕和我探讨在《中国企业家》杂志投放广告的可行性，因为她认为商界人士正是世纪佳缘上最受欢迎的优质资源。我提醒她，这本杂志读者的平均年龄可能早就过了婚恋阶段。“那还有离婚的呢？”她小声提醒我。

访谈：

问：网站你办了6年半了，个人回想起来最艰难是什么时候？

龚海燕：我觉得我就是相对比较顺利地过来的，但最开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弄了一个网址，自己做了一个静态网页，上面第一个用户就是同一大学比较好的朋友，一个女孩子放上去作为第一个用户。最前面几百个甚至到1000个用户他们怎么发展过来的，这对我来说是最难的一件事情，真的是亲戚朋友、同学网友里面一个个去发展。到后来可能有缺钱的困难，但是我真的没有说什么连饭都吃不上，没有经历过这样的难，我很顺利地又找到了钱。

问：现在你最大的困惑是什么？

龚海燕：我也没什么困惑，其实我这个人是那种比较平静的一个人，也不是好像喜欢妄想、好像自己就觉得自己有多么牛那种，还真不是，我是比较低调、踏实，没有什么太多要求的人。

问：你有商业理想吗？

龚海燕：没有，我将来更大的梦想是陪我的家人和孩子，这可能是我的一个未来的理想。现在我也觉得人生是分阶段的，我并不认为自己就是多能干或者是怎么样，但确实是在很好、很正确的时间点选对了一个行业。很多时候是时势造英雄。我觉得运气的因素其实非常重要，我真的不能讲说是会比别人更聪明或者是怎么样，我可能是比一些人稍微幸运一些。我跟很多人说现在再做一个世纪佳缘，别人给我一亿美金我也没有信心把它做出来，因为世纪佳缘的品牌、资金，包括它用户的效果、用户的规模已经是一个壁垒了，不是说钱撒下去效果就出来。

跳槽与跳楼

Ella Bee 2010-06-09

核心提示：在大多数情况下，白领的频繁跳槽和蓝领的跳楼一样，是对现实的逃避。而要让梦想照进现实，我们需要的是坚强的内心和大条的神经。

几天来，富士康的“十二连跳”占据了各大媒体和网站的头条，舆论有痛斥血汗工厂的，有指责工会干预不够的，也不乏反思八十后九十后心理承受能力的。我自己，曾经在世界工厂的中国、中国工厂的广东学习生活了十多年，实习和放假时，和民工们有过近距离的接触，对他们夜以继日的重复劳动，枯燥乏味的工作和贫乏的业余生活有所了解。

实际上，这对我们并不陌生，早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查理-卓别林已经在他的电影《摩登时代》里，对工业革命中，简单重复的生产线工作导致的神经质有着夸张但准确的描述。在中国血汗工厂，工伤、欠薪、打骂员工等等事件也时有所闻，但十几条鲜活的生命接二连三的消失，在大公司和平的环境里，并无特殊悲惨际遇的小人物可以忽然喋血街头，还是令人触目惊心。

在富士康自杀的员工可以归为蓝领，自杀也是一种极端的方式，但他们的遭遇和这些遭遇所代表的心理危机，与同年龄的白领其实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那些由工作所带来的煎熬和痛楚，挫败感和无力感，还有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距离，在蓝领里引发的是自杀和暴力；在白领里，就成就了据说高达7%的都市白领抑郁症。放下公司的人性化管理和社会所提供的支持和归属感不表，我这里想说一说作为白领的个体，特别是在父母呵护下长大的独生子女，初入职场时，应该如何调整和应对。

职场菜鸟最容易犯的错误，是把工作的事情个人化。我在百事工作的时候就没少为工作的事情伤心，不管是被老板尅，跟同事有冲突，被下属顶撞等等，总是由此怀疑自己的能力，感觉人人都在针对自己，甚至觉得前途一片黯淡。有一次，在部门经理会上，销售总监将最近的销量不好归结到我们市场部做的促销不好，因为促销物料没有按时到位。但事实并非如此，未及我分辨，老总就批评了几句。感觉受到了冤枉，万分委屈的我顿时在会上泪流满面，之后虽然事情得以澄清，但“不成熟”、“情绪化”和“take things personal”的标签一直顶在我的头上，直到我离开公司。

把公司的事当自己的事有时固然说明这个员工有归属感，但把对自己所做的事的指责视为对自己的指责则是自寻烦恼。对自己的成熟，情商的提高并无好处，多年过去以后，我在许多新员工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也了解到上司在看一个人做事的同时也会看一个人如何面对指责和批评，只有两样都处理的好的人才会因为成熟、不冲动而被委与重任。而从自己的角度来看，“永远不要为不会为你哭泣的人或事哭泣”，在工作中保持相对的冷静和客观，对自己的心智和情绪健康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职场菜鸟的误区之二是把公司当成家。有些人把上司视为父母或者长辈，渴望从他们那里得到体谅，安抚，鼓励和指引，并且把这些视为理所当然，但其实只在极少的，君臣投缘的情况下，你可以从上司那里得到鼓励，在更少的情况下得到安抚和指引。上司不是无条件爱你的父母，而是公司委任的，监督和管理大家，为公司创造更多价值的人，对他们来说，你做对是应该的，做错是不可容忍的。所以，你对他们如果抱有以上不切实际的幻想，那失望就成为一件必然的事。

我初入职场的时候，工作非常努力，渴望得到老板的赏识和认可；在迷茫的时候希望他们随时为我指路；在做错事时，总是希望情有可原而得到谅解。十几年来，不乏欣赏我、关心我的上司，但我对他们总是希望过高而常常落空。上司就是上司，他们永远不会像父母一样理解你，纵容你。

而在同事中寻找朋友和倾诉对象，是另一件容易令你失望的事。并不是说同事中不能有朋友，我在呆过的每一间公司都交了两三个好朋友。但职场中多变的环境，令朋友、竞争对手甚至敌人之间相互转换的可能性高度存在，我曾经的一个好朋友，就因为我在她之前升职而疏远我，而来自她的坏话破坏性更大，因为他们听起来更真实。所以在职场里，交友是一把双刃剑，分分钟会由于嫉妒或被出卖而伤了心。

同事不是家人，老板不是父母，搞清了这一点，很多挫折也可以避免。

菜鸟还需要了解的一句至理名言是，“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这句话无情而生动地揭示了公司和人的关系。如果这是一场婚姻的话，公司就是三妻四妾甚至后宫佳丽三千的皇帝，而白领只不过是小妾或妃嫔之一，就算混到CEO，也无非就是皇后，说废就废的角色。一旦认清这点，就不会在这一场不平衡的关系里投入过多的感情，做的时候当然是要尽职尽责，专业敬业，但“再动不能动感情”。

我在百事的时候，呕心沥血，没日没夜地工作，投入的不只是时间和精力，还有激情和感情，四年后固然是业绩彪炳，自己也很享受这样的成就感，决定离开的时候也颇为依依不舍，思想斗争了很久以至于失眠，临走时还给下属和同事发了颇为煽情的email。但离开后几年，公司该起的起，该落的落，几年后除了你自己和你的简历，再没有人会记起或提起你对公司的贡献。所以，倘若太把自己当回事儿，或太把公司当回事儿，到最终都会弄得灰头土脸，一厢情愿地徒增伤感。

菜鸟的第三大误区是把工作和生活高度统一，生活即工作，工作即生活，生活的最高目标是通过工作升官发财。倘若你喜欢你工作的内容，工作也能为你带来金钱以外的快乐，成就感或者是满足感，那么你幸运之余这样认为也无妨；但如果你并不爱你的工作，那么终其一生去追求一个并不确定的结果，而过程本身并不讨喜，那么这个过程无非是一场麻木的行尸走肉。这样的白领有多少，看看每天早晨地铁里挤得满满的面色灰败，神情沮丧的上班人群就知道了。

当你全部的希望都在目的上，一旦这一目的不能顺利实现（这样的可能性极大，毕竟金字塔顶端的人是少数），那么人生目标的瞬间破灭会导致怎样的绝望啊。所以，工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中还有很多乐趣值得花时间和精力去营造，工作是别人给的，但乐子是自己找的。在这一点上，上海的粉领们的态度值得借鉴，即绝对不要把工作带回家，更不要把工作里的负面情绪带回家。

其实除了工作，还有很多东西能够给我们带来放松和快乐，比如朋友，比如爱好，或者学习。很多白领把旅行和学习当成是为上班的充电，是朝九晚五生活中的点缀，但其实反过来想，如果你更爱旅行和学习的话，不妨把这些爱好作为生活的主体，而乏味的工作可以用来点缀其间，让偷得浮生半日闲显得更珍贵也更有价值。

当梦想很美好而现实很残酷的时候，我们往往不能够承受这之间的巨大落差，要防止这样的打击，并不是要抛弃梦想，而是要想办法把梦想化整为零，变成一个个阶段的小的、可实现的目标，这样才能有动力，也有足够的精力去一一实现。具体在职场，就是要不计较，先付出才有后得到。

记得我刚入职高露洁的时候是最年轻的品牌经理，由于之前没有相关的经验，头一次开会，就被其他资深品牌经理挑战了一些我没有准备的细节，导致我所做的销售预测数据被怀疑不准确，当着高层的面被给了一个下马威。之前一直在广告公司自由惯了，也受宠惯了的我，顿时变得草木皆兵，战战兢兢，每次开会都神经质地准备一大堆的支持数据和背景资料，当时面临的选择是要么没自信地留下，要么回自己已经轻车熟路的广告业。那时每天要坐渡船从家到公司，我至今还记得每次踏上船之前，我都对心中恐慌、想就此逃跑的自己说：再坚持一天！

最后的结果是，坚持下来不止一天，而是两年，高露洁不但开始了我热爱的、长达十几年的营销生涯，在那里养成的职业素养和学到的市场知识至今仍然受益匪浅。我现在经常面试的新人，其中不乏跳槽频繁的人，一年一跳，两跳，甚至三跳，每个人离职都有自己的原因：离家太远，公司政治，跟老板关系不好，太累了想歇一会儿，装修房子等等，千奇百怪，但如果仔细研究每个理由，你会发现大部分理由并不成立，或者至少并不是不可以忍受。在大多数情况下，白领的频繁跳槽和蓝领的跳楼一样，是对现实的逃避。而要让梦想照进现实，我们需要的是坚强的内心和大条的神经。

以上种种，无非是让白领在公司里放弃更多的自我和脆弱，把自己变得更组织，更坚强，更符合机构的要求，实质是让人更多地向机械化靠拢，因为公司生产力的提高，大部分是依赖于标准化和机械化；但其实，每个管理者都应该知道，快乐而有激情的员工可以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公司也可以变得更人性，让人工作得更快乐。

我上学时在广东实习的工厂，就可以周末组织工人进行体育比赛，有班车接送员工到镇里去吃烧烤和卡拉OK，这些比富士康将底薪调高三百元更便宜也更简单的方法，由于照顾到人的基本需求，更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蓝领们的问题。

而充斥着白领的公司也是一样，业界固然有谷歌、苹果等自由自在，放纵个性这样人人向往的公司。我所工作过的美资公司里，就颇有一些是在公司里倡导人性化管理的，像提倡少加班或不加班的；或是“在工作和个人生活间寻求平衡”，在柯达，以这个理由申请换职位或换地方，往往能得到公司的支持；而在高露洁，对外派的员工，往往有每月有几次公司买单的探亲假；更不要说对孕妇产妇的优待，我的一位做秘书的同事，就被获准在整个怀孕期不碰电脑和复印机，因为“她本人有这方面的担心”；很多公司里有所谓的Family Leave政策，员工可以以任何家庭原因申请长达几个月的带薪或不带薪的休假，公司承诺保留其职位；大的公司还往往为有婴儿的员工提供免费或非常低价的公司内托儿所（Onsite Child Care）。不少的公司里，会为初级员工配备元老级的领导者做“导师（mentor）”，充当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对新晋员工的心理疏导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回想起来，这些当时被我忽略的“小事”无疑比那些写在公司布告栏里的“愿景”、“理念”和“价值观”来得更实际，想必这些都得益于是资本主义在西方发展百年来的总结，从初初的“每个毛孔流着肮脏的血”的原始积累阶段到现在，慢慢学会了尊重人的价值。在中国的现阶段，这样的公司却是凤毛麟角，更多的是把女人当男人用，男人当畜生用，还要以此为荣的公司。希望中国的企业，在大步向前，十几年跨越欧美国家几十年的进程里，除了对技术，对人性化管理也可以有所借鉴，不要再从头再来，付出如此之多的血的代价。

今天经过地铁站，看着密密麻麻的人群，突然想到这面目模糊的蓝蚂蚁和千人一面的白领背后，其实是一个个不同的人，不同的个性和丰富的内心，所以对管理者来说，白领也好，蓝领也罢，不管是七十后，八十后或是九十后，要意识到的是，我们首先是人，其次才是干活赚钱的工具。

当八戒的住房遭遇悟空的强拆
十年砍柴

（刊《国家财经周刊》）

《西游记》第十九回《云栈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经》中有这么一个场景：猪八戒化变成勤劳、憨实的农家青年，骗过了高员外父女，入赘高家。不久后原形毕露，高员外叫苦不迭。取经的唐僧、悟空两师徒歇息在高老庄，闻听此事的悟空出头，去收服八戒。打不过悟空的八戒，只好逃之夭夭，躲进自己的老巢云栈洞。

“（悟空）跳到他那山上，来到洞口，一顿铁棍，将两扇门打得粉碎。口里骂道：‘那馕糠的夯货，快出来与老孙打么。’”

这八戒虽然知道自己武艺远不如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但当自己的住房被一个外来和尚给损毁，自己的权益被赤裸裸践踏时，忍无可忍的八戒选择的不是自焚，而是手持钉耙，迎战悟空，保护自己的住房。对前来挑衅的悟空，八戒说了这么一段话：“你这个弼马温，着实惫懒！与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门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条，打进大门而入，这个杂犯死罪哩！”（引文自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西游记》）

这八戒和悟空当年都在天庭为官，公务活动上想必碰过面，所以算得上熟人。两个人都是违法乱纪的官员，被“双规”一阵，做了严肃处理。悟空大闹天宫，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给判处到五行山下服刑。而身为天篷元帅的悟空呢？酒喝多了，犯了深圳海事局林书记和河南固始县中国银行闵行长相似的错误，调戏、猥亵了女姓。可八戒调戏的不是寻常民女，而是有身份的嫦娥。这嫦娥非常有可能是玉帝的二奶，对老大的女人你一个赳赳武夫也敢伸出咸猪手？这玉帝的胸怀远不如楚庄王。春秋时一次楚庄王晚上宴请众将，风将蜡烛吹灭，一位将军乘着酒劲调戏庄王的宠妃，宠妃将该将头盔上的红缨摘下，告知庄王。庄王不愿以此事责怪喝高的部将，在点燃蜡烛前命令所有在场的军人摘下缨子。后来在一次交战中，一位叫唐狡的武将拼死从重围中救出楚庄王。------这唐狡就是那晚调戏王妃的人。

但八戒毕竟是体制内的人，培养一个干部不容易，天庭没有将他斩尽杀绝，而是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将其放逐，而且给他戴罪立功的机会，等待去西天取经的唐僧。这八戒给悟空普法，让他去翻翻律条，告诉他破坏民宅强行闯入的，是犯死罪。这可不是作者吴承恩随便瞎编，是有所本的。中国多个朝代立法明确保护私宅不受侵犯，汉代禁止官吏夜 入民宅，无故入人室宅庐舍，被主人杀死，主人无罪。这一立法精神，唐、宋都承袭。在吴承恩写作《西游记》的明代，《大明 律》就规定：“凡夜无故入人家内者，杖八十。主家登时杀死者，勿论。”几年前，一位日本留学生误入美国一家私宅，因言语不通主人开枪将其杀死，而主人并不 承担刑事责任。有些国人难以理解，可这种事情若放在中国古代，官员和庶民却很容易理解。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成文的宪法或民法作出“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之类的规定，但在各类刑律和习惯法中，对私有财产特别是房屋、土地这些不动产有着保护甚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只是政治性表述，并不表明民法层面的产权归属。皇家不能随便夺走百姓的田产和房屋。明朝万历帝最宠爱的儿子福王就藩洛阳时，万历帝赐给他2万顷良田，实质上只是将这些良田的主人应该交给官府的赋税转给福王而已，田产的所有权并不发生变更。宋朝定都开封后，皇宫要扩建，北面一批“钉子户”死活不搬，皇帝也没办法，只好作罢。

虽然中国历代王朝在法律层面上保护老百姓的田产、房屋，但帝制时代的政治制度决定着公权力很难受到有效的制约，公权力不为恶只能靠权力拥有者的自觉自省，这就不靠谱了。开国之初，皇帝圣明，鉴于前朝兴亡之得失，也许能比较有效地约束下面的官员对百姓不要太过分地掠夺，也会有皇宫扩建受阻于“钉子户”的佳话。但若开国日久，皇帝昏庸，官吏贪腐，那么对百姓私有财产的保护就成为一纸具文了。另一部古典小说《水浒传》中也有一个暴力拆迁的故事：柴进的叔叔柴皇城，家里的花园被知府的小舅子段天锡看上，要强行拆迁，限柴皇城几天内搬走。无子嗣的柴皇城只能找侄子柴进前来出面交涉。这柴家不比寻常百姓家，赵家的江山是柴家禅让的。赵匡胤夺了孤儿寡母的江山，为了堵天下人悠悠之口，给了柴家“誓书铁券”。这誓书铁券以成文法的形式将柴家后人的特权固定下来了。这誓书铁券是大宋开国皇帝太祖的庄严承诺，对后代皇帝、官员来说，有着宪法一样的权威。可段天锡依仗姐夫的权力，蛮横地说，就算你有铁券，我也不怕。------意思是说，别拿什么朝廷律法来吓唬我，该强拆还得强拆。陪伴柴进的李逵看不过去，几拳打死了段天锡，并说了一句惊天动地的话：“条例，条例，若还依得，天下不乱了！我只是前打后商量。”-------李逵说出了有法不依的可怕后果：只能以暴易暴，用暴力才能阻挡暴力拆迁。

这八戒面临的问题和柴进是一样的。如果他不愿意跟随唐僧取经，非得要追究悟空打烂他家大门的法律责任，他能怎样？上天庭告状，控告悟空侵权？可悟空就是观音菩萨授意下，来收服八戒的。有了强大的公权力作后盾，悟空才敢有恃无恐地强行拆迁。通过正常途径八戒是几乎讨不来公道的，除非他的武艺超过悟空，九齿耙赢了金箍棒。即便这样，他的云栈洞也劫数难逃，有观音做靠山的悟空，他背后的体制给他的力量几乎是源源不断的。

比金箍棒更可怕的，就是纵容金箍棒打烂云栈洞大门的天庭。

陈志武：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下面是一年半前为庆祝茅老师80大寿而作的文章。今天再看，还是有价值，因为农民工也好，一般员工也好，我们都应该去思考：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交易有多少是非自愿、非自由的？户口制度、城乡差别、私人从事金融权利受限、自由工会权利受限、集体工资议价权利受限，等等，这些都是对权利的限制或禁止。在这些权利被限甚至被禁的情况下，还有多少契约自由？雇用关系还有多少自愿成分，有多少是强制？非自愿的交易可能存在剥削。

--- 2010.6.10.

从茅于轼先生的视角谈“剥削”

陈志武/文
《经济观察报》2009.1.15.



茅于轼先生是我最尊敬的长辈学者之一，包括他的人格与学术。

茅老师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宽容大度，海纳百川。他对人的尊重，会让你感动，而且不管你的年龄、个性、意识形态，都会被他感动。如果你昨天还斗志昂扬、充满愤怒，甚至还在用言语攻击他人，今天你见到茅老师，你会顿时感到自己的无礼、不尊。茅老师说，“不但给你所爱的人以自由，而且也给你不爱的人以自由。在某些情况下，也给敌人以自由，可以化敌为友。”他的为人就是如此。

传统观念往往认为，那些偏好现代经济学、接受甚至信奉“经济人”假设的人，自己就是本性自私、唯利是图的人；那些争取自由、倡导权利、甚至信奉个人主义的人，自然是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冷血动物，没有温暖，对人冷酷无情。可是，现实生活中，那些口口声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抵制“经济人”假设的人，却经常是自私自利、不顾他人、不容异己、也不尊重他人的人。恰恰是像茅于轼先生这样信奉市场经济的自由主义者，却是那么心平气和、真诚待人，客观上忘我。这是为什么？

很遗憾，今天的中国差不多还像过去一样，灌输似是而非谬论的人大有市场，讲出真理的人反而成众矢之的。茅老师说，社会上有很多人为富人做事、为穷人说话，很少有人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做事，所以他才提倡“为富人说话，为穷人办事”。看到茅老师因此而受到的恶意攻击，真让人痛心。

为什么不可以 “为富人说话”呢？一个良序社会应该尊重每个人的权利、保护每个人的财产，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只要他们的财富是合法所得。茅老师不富有，到今天还是住着原来单位分的旧房子。他有什么利益本位呢？如果要说关心农民的不公平待遇，茅老师必然排在第一。从山西农村的小额贷款项目到家政培训，这些事他本来不需要去做，但是他却要突破各种行政障碍，历尽艰难地去做。

两年前的冬天，去茅老师家，他说，希望能给中西部的农家送去太阳能热水炉，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在房顶上装一太阳能瓦片，到晚上可以有盆温水。他说，不要太多的费用，就能让众多农民避免手长冻疮，如果能做到，那该多好！听他这么说，你能真切感受到他是多么在乎穷苦百姓的处境，在乎他们生活细微的方方面面。那不是在做戏，他用不着做戏。

所以，当我看到一些人攻击茅老、说他是为某些利益集团说话时，我真觉得说这种话的人应该一辈子感到羞辱——而且还不够。

正因为权利平等、自由选择是一个和谐良序社会的基础，所以，不管自己是穷是富，我们都应该像尊重穷人的权利一样去尊重富人的权利。试想一下，如果今天因为张三富有，就要剥夺他的某些权利，明天，会不会因为李四是知识分子而把他打成“臭老九”并剥夺他的人权？后天，会不会因为王五有不同政见而抓进农场做“劳动改造”？再后天，会不会因为谭六穿戴“奇装异服”而被打入冷宫？我们不能再生活在以颜色、财富、身份、观念等定义权利的社会，不能让“黑五类”、“红三类”这样的词汇再出现在中文的世界里。

作为后辈，我能跟茅老师有忘年交，真是我终生的荣幸。自2002年认识茅老师以来，他的著作和教导总是启发我的思考，激发新的火花。

比如，“剥削”在现代中文词汇、特别是政治社会词汇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也是众多革命、政治运动的动员口号。但是，对一个这么核心的、刺激中国社会经历了几十年动荡的概念，以往的定义却非常模糊。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剥削”观显然是一厢情愿，有悖于中国过去三十年市场化改革成就的事实。今天的中国社会已经相当市场化了，这个概念，或说政治术语，还是没有澄清，这将为未来的中国社会留下后患。

在《经济自由主义背后的不自由》（《新青年·权衡》2006年7月号）一文中，茅于轼先生谈到，“尊重别人的自由是交易的基本准则。只有平等自由的双方达成的交易能够同时给双方带来利益。因为使一方受损的交易不可能同时为双方所同意的。更为重要的是，双方同意，双方得益，一定有财富的增加。否则一方得益另外一方必将受损。所以交换产生财富。市场经济能够使社会财富蓬勃喷发，原因就在于此。相反，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社会财富未必能够增加。靠剥削，一方得益另一方受损，社会财富总量未必增加。剥削不能够使国家富强，创造才能够使国家富强。所以平等自由的交换在经济学里至关重要。少了平等自由，剥削在所难免。”

茅老师对剥削的定义点出了市场经济的本质，“一方受控的交换就会发生剥削”，“平等自由的交换”中不存在剥削，基于非自由选择的交易即存在剥削。

这是什么意思呢？一个意思是，基于权力垄断的交易就存在剥削，这包括国有垄断企业。例如，国家电力公司是你唯一能买到电的机构，除了它之外，你没有别的路可走，没有选择，于是，价格和服务完全由电力公司定，剥削的基础就在于此；国有石油公司、电信公司，都如此。

从更一般的意义上讲，国有企业的利益方即股东是国家，而国家又是唯一可以合法使用暴力并具有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的机构，因此，当国有企业去跟民间消费者、民营企业做交易时，双方的地位必然不平等；一方垄断各类权力，而另一方甚至连基本的经济自由都没有，这种基于不平等地位的交易为剥削提供了土壤。这就是为什么国有企业份量多的经济必然是不平等的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也正因为如此，要建设真正的市场经济社会，国家就不应该以股东的身份出现在营利性的经济活动中。

为了防止剥削，原来的法律规定私人企业的雇工数不能超过8个。即便现在，仍然有人把企业大小和市场地位作为判断是否剥削的依据。但是，按照茅老师的定义，这种对剥削的理解是离谱的。因为，只要一家私人企业不是人们唯一可以选择的就业机构，只要雇员可以在甲企业、乙企业、丙企业之间自由地换工作，雇用关系中就不存在抑制自由选择的不平等地位，因而不会出现剥削。至少，是否会出现剥削跟企业的大小和员工数量无关。

按照自由选择的原则来定义剥削后，我们发现，过去计划经济时期，国家是中国社会唯一合法、唯一可行的雇主，那当然是一种最极端的垄断状态，就业场上不存在自由选择权、也没有任何自由选择机会。那期间，是否存在剥削？如果有，那是什么剥削呢？这些都值得我们去反思。

茅老师给予我们的东西太多太多——启发我们做人的方方面面，也引导我们去独立思考。为茅于轼先生庆贺八十大寿，是所有认识、熟悉茅老师的朋友和同仁的荣幸。作为中国人，应该庆幸有这样一位导师在坚持不懈地为中国之忧而忧，为我们指明那些本该明了、却被某些利益集团不断搅浑的道理。我衷心祝愿茅老师健康长寿！

（作者为耶鲁大学经济金融学教授）

关停报刊：让最难死掉的单位死掉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永通 发自北京、沈阳
2010-06-09 23:23:44
来源:南方周末



新闻出版总署力推报刊“有死有生”，中国上万报刊面临“市场体检”

中国大大小小的上万家报刊社，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而现在，“旱涝保活”的日子没了，两个试点省份已经先行让20家报刊“死亡”。

新闻出版总署即将发布的新规提出，报刊将每三年一次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比例不低于本区域（省市区）报刊总数的3%。这就意味着，每三年，将会有三百多家报刊必须死掉。

随着一系列报刊的消失，刊号被收回，封闭了十多年的刊号之门，将再次开启。总署官员说，报纸刊号的流动将会在各省市内进行；而期刊刊号则能跨省市流动。

中国最难“死掉”的一批单位正在面临生死局。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它们基本处于只生不死的状态，哪怕资不抵债也照样存活。因为涉及意识形态领域，它们也是中国事业单位改革中最著名的“坚冰”之一，被称为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

它们就是中国大大小小的上万家报刊社。

现在，“旱涝保活”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新闻出版总署前年开始进行报刊退出试点，到今年4月份的结果是：试点的辽宁和河北两省，已有20家报刊社宣告了“死亡”，其刊号也被收回，还有另外三家报刊正在退出过程中。

这不仅仅是20家报纸的死掉。

它背后，是传媒这一一直以来的禁忌之地在行政推动下的市场化努力。而这一领域资源 （包括最要紧的刊号）的重新分配，亦将深刻地影响中国正在进行的文化体制改革。

要知道，除了零星的期刊，十多年来中国几乎没有批准一个新的报纸刊号。许多申请报告到了各省的新闻出版局，基本都会知趣地听劝退回。

而在审批之门基本关闭之后，报刊市场的自然增长空间严重受阻。刊号总量基本恒定，没有死就难有生；而没有生死，就难有竞争。

自2008年9月起，新闻出版总署在辽宁和河北两省展开试点，探索报刊退出机制。与之同时，新的报刊准入机制正在建立——为了减少改革难度，增强地方动力，此次退出的刊号资源，全部留给各省级出版部门——目前，辽宁省已完成报刊准入制度的草稿，而河北的《廊坊晚报》正在申办之中。

而今年，报刊退出机制将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启动，全国有一批报刊，也即将面临重新洗牌的生死格局。

报刊的“死亡证明”——行政力推下的市场化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新闻出版总署新闻报刊司司长王国庆说，报刊退出机制最早由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几年前开始酝酿。2007年他们曾拿出一个方案，但因以“行政退出”为主被署长柳斌杰否定。

报刊退出并非新鲜事，但“死法”却有不同。此次退出机制试点强调“市场机制”，而在前几轮的报刊整顿中，基本是因为某种行政化目标——或是要治理报刊的散乱，或解决报刊摊派问题，而手段基本是一纸政令，某一类报刊（比如县级报纸）便被宣布“集体死亡”。

最后，总署确定了新一轮报刊退出的思路。其简单直白的说法，就是对报刊按照标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从而使得该死亡的报刊死去，以“止损”；同时将回收的刊号分配给有能力的单位，比如大的传媒集团，以便其可以被更好地利用。

政府“过于操心”的一个理由是，目前的报刊社尚未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一方面是，市场淘汰机制已经开始发挥作用：比如全国的体育类报纸经过多轮洗牌之后，基本仅存《体坛周报》等寥寥几家；另外一面，则是那些几乎没有市场化的报纸，市场机制对它们不起任何作用，无论好坏，只生不死。

《沈阳今报》是辽宁省此次退出的惟一都市报，创办于2003年，累计亏损6000余万元。沈阳日报报业集团传媒公司副总经理刘继扬说，最多的时候今报曾一年亏损2000多万元。到了后来，集团已经不以都市报的标准要求它，“只要少搭钱就行”。

类似《沈阳今报》这样“为了活着而活着”的状况，在各地报刊中可谓普遍。刘继扬在接受采访时想了片刻，蹦出一个词——“植物报”。那些报纸由于决策失误、定位错误、经营不善、办报水平低等原因，处于“无意义”的存在状态。

而某报高管透露其中的关键之处——“公家的钱没人心疼”。 辽宁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谌纪平将报刊业称作“计划经济的最后一块领地”。各退出报刊的老总们都能罗列自己存在的一大堆理由——要养着一群无法清退的人，单位宣传需要“窗口”等等。谈到最后，真问题浮现：“很多人说，这个报刊办了几十年了，不能在我手里没有了。”

一切源于报刊的身份太特殊。王国庆说，“比如，事业单位不能破产（报刊基本上都是事业单位），报刊社不像一个企业，赔钱了想停就停。”

在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努力后，总署下了决心：让报刊更像一个企业，那些严重赔钱的报社，要停。

手段也是反复衡量，最后规定报刊退出要“综合运用市场、法律、行政等手段”——不过行政手段显然是最重要的推手。

“按理说市场化的退出，连标准都不会制定。”王国庆说，中国实行出版许可制度，“报刊一诞生，就需要‘准生证’，不是一个‘市场的诞生’。”同样道理，它的死亡也要有一个部门宣布，给一个“死亡证明”。

“生死线”——哪些报刊必须死掉

报刊退出，此前并非无据。

在2005年和2007年出台的报纸和期刊的管理办法已有规定，其中，年检未通过者，将被注销。《中华新闻报》就因未通过年检被停刊。

改革者从旧有规定中寻找依据，以前“吓唬吓唬人”的年检开始“发威”。南方周末记者获得的河北省报刊退出试点经验材料中的一条就是将年检作为报刊退出的重要手段。

2009年该省对25种报纸和17种期刊给予“缓检”，为历年“缓检范围最大、工作力度最大的一次”。最终退出的3家报刊，便在其中之列。而辽宁在试点结束后，将试点期间制定的报刊退出标准在报刊年度核验工作中予以检验，又淘汰了5家报刊。

其中最为关键的，就是那道“生死线”，也就是报刊是否要退出的评估标准。

王国庆说，以前年检是常规的核验，“主要看你作了哪些变更，出版内容是否合法和出版状况是否正常，至于说你的经营状况怎么样，那不是我关心的，是你报社自己的事情。”

辽宁和河北二省试点的任务之一，便是为全国的退出机制探索标准。不适应市场的报刊，都将面临被“劝退”的压力。“主要是经营上、发展方向上有问题的。”辽宁省新闻出版局新闻报刊处处长黄照平说。

这次退出原因就被归结成几类，分别是：经营不善、长期亏损、负债严重的都市类报纸；市场生存能力弱化、质量差、发行量很少的专业类报纸；发展空间狭小、经济效益逐年下滑的广播电视类报纸；此外还有已不具备继续出版资质条件、存在严重出版安全隐患的报刊等。

都市类的周报《都市青年报》退出前夕，已有投资商的资金到位。“不是我们不给它机会。”黄照平说，该报至少已有十多年持续亏损，而投资商更是走马灯似的，“对投资者也不负责”。《北方体育报》的前身《足球周报》，在“足球城”大连鼎盛时期曾赫赫有名，而后来与全国其他体育类报纸一样，屡次改版甚至更名，均没有摆脱困境。

管理者们最头疼的，莫过于那些时不时给自己“动手术”的报刊。比如大连的《中外服装》，定位一直摇晃，且相关变更未经报批，“又研究情感去了”。《辽宁汽车》杂志的采编人员，则都有自己其他正当的工作。而当他们与其主管部门沟通时，有领导很惊讶：这刊物还在办啊？

并非所有指标都完全可以量化。“还是强调一定的自由裁量权。”谌纪平说，“比如甲这个指标要比乙稍好一些，但我退甲，因为甲这三年来以30%的速度下降，而乙以10%的速度增长，明年甲不如乙了。”

此外，他们还要从全局结构的角度考虑。“不能把某一类的报刊都给退了。”黄照平说。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辽宁最初有3家广播电视报被列入退出之类，其中两家最后“死里逃生”。

其实幸存的各地市级广播电视报依然压力未减——它们大多处于亏损状态，而正在编制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中，它们亦属于不被鼓励的类型。另外2家厂矿报——《辽化报》和《抚顺矿工报》则是因结构调整而退出。

相关官员说，除了鞍钢这样相当于一座城市的特大企业之外，“一个大院不需要一份报纸”。

人和债务——“谁的孩子谁抱走”

这次改革，辽宁所触碰的，是各报刊主管主办单位和报刊社以及个人实实在在的利益——试点中退出的12个报刊涉及人员安置242人，债务高达五千多万元。

王国庆说，总署与试点省相关部门一直在不断沟通，“他们首先是希望署里能够减轻他们的压力”，而她的态度是“量力而行、实事求是”。“最值得总结的经验，是坚持党的统一领导。否则不可能办成。”谌纪平说。辽宁成立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四位领导任组长副组长，“主要领导亲自挂帅”。

2008年9月，辽宁的试点启动，同月，张江从中央调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新闻出版局的报刊试点，成为意识形态领域“18项重点任务”之一，获得高度重视。

辽宁试点的“含金量”体现在：退出的12家报刊中，报纸占了8个——它的退出难度远大于期刊，“一般杂志没几个人”；类型多样和典型性——包括长期亏损的都市报，市场生存能力很弱的专业报，发展空间狭小的广播电视报，已不具出版资质的报刊和未通过整改或年检的报刊。

根据汇报材料，辽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江亲自召开会议进行动员部署。此外，他们建立领导“谈话机制”，直接说服各地各部门的一把手。工作到尾声时，省委还召开常委会听取报刊退出机制试点工作情况汇报，审定相关政策草案。

谈话分为两个层级：省委省政府的分管官员负责找市委市政府的“一把手”谈话；然后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负责与各市委宣传部、各市新闻出版局以及省直有关主管部门（有的报刊主管单位为省直部门）主要官员谈话。

然后新闻出版局与各报刊社主管主办单位“谈话”，“报刊实行主管主办单位负责制，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相关官员说。

最困难的是人的安排和债务的清理——辽宁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联合财政、人力、编办三部门出台了保障政策，事业身份如何解决，资产如何清算，都是核心的问题。相关材料说：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江，副省长滕卫平“在重要阶段、重要问题上都亲自出面，直接调度”。

据透露，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最终同意按照国企改制所使用的“30/50”（满30工龄或满50岁）政策，让一些报刊社事业编制人员提前退休。而为了解决沈阳日报集团下属《沈阳今报》和《都市青年报》的人员安置问题，省市两级宣传部还分别从宣传文化基金中共拿出300万元。

试点的一系列举措显然让总署颇为肯定。此前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09年到东北调研文化体制改革时，曾特别与时任辽宁省委书记张文岳会面交换意见。今年4月7日，全国报刊退出试点交流会在沈阳召开。会议肯定了辽宁和河北的经验，并宣布报刊退出工作在全国启动。

“准生证”——围绕刊号的新一轮洗牌

按照总署规划，今年开始，随着报刊退出工作的全面启动，将会有一系列报刊的退出。而封闭了十多年的刊号之门，将再次开启。不同的是，这次不是新刊号的批准，而是固有刊号的再分配。

目前的刊号，多为计划经济时代按照行政层级和部门条块所分配。而上世纪90年代，随着晚报、都市报的兴起，刊号审批曾一度剧增，短短四五年增加了近一倍。自1996年，国家原则上不再批准报纸刊号，每年因“确有需要”适当批准几十个期刊刊号。

截至2009年12月31日，全国报纸有1937种，期刊9851种。这些数字是指正在出版的报刊实际数量。而2009年退出的刊号资源，则以“虚拟的数字”，留在各省手中。这种情况以前是不存在的，以往报刊整顿之后，刊号随即消亡。

南方周末记者获知，结合辽宁河北两省经验，新闻出版总署制定了报纸和期刊的“综合评估指标体系”，分别设定基础建设条件、环境资源条件、出版能力和经营能力四个一级指标，以及若干二级和三级指标。两者的三级指标分别多达67和69个。除了可以想象到的固定资产、发行量、广告收入等之外，指标细至对于评估区域性报纸，还要参考当地的GDP水平。报刊是否退出不是总署说了算，而是由专家机构进行评估测析确定。

不过王国庆表示，他们还将对这些指标再细化，另一项正在进行的“基础性工作”是，对报刊进行细化分类。

今年报刊退出机制从试点到推广，资源的调整将扩大至整个全国市场。新闻出版总署即将发布的《报刊评估实施办法》提出，报刊评估工作至少每三年进行一次，实行末位淘汰，退出比例不低于本区域（省市区）报刊总数的3%。这就意味着，每三年，将会有三百多家报刊“死亡”。

王国庆说，报纸原则上以区域性评估为主——也就是说报纸刊号的流动将会在一个区域内进行，或者说一个省内进行；而期刊，将进行全国性的分类评估。“期刊专业性强，不再搞平均化、特意照顾某些区域了，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的标准。”这将使得期刊的刊号资源能跨省市流动。

辽宁和河北新闻出版部门相关官员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均表示，准入机制尚未确定，但会尊重市场的规律，不排除跨地合作办报办刊的可能性。

但是想办一家新媒体并不容易，自2005年，新闻出版总署开始要求报刊创办或重要事项变更，须提供可行性论证报告，加大市场资源配置力度。报刊单位的定位和实际能力，都要被主管部门严格审查。

从新闻出版总署的角度，倾向于提高准入门槛。“以后不会再发展单体的一些出版单位，也就是不会再给你某个机关办一个，我们更鼓励让有实力的报刊出版单位及传媒集团来主办，一定是朝着有利于集约化、集团化和品牌化的方向进行资源整合。”王国庆说。

刘守英：农民工“积分落户”如何看？
2010年06月10日

总体上具有进步意义，但“土地不是交换户籍的条件”，“落户就要交出土地”的条款应予以纠正

　　【背景】6月7日，广东省政府出台了《关于开展农民工积分制入户城镇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下称《指导意见》），今后将“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工及其随迁人员通过积分制入户城镇、融入城镇”。政策规定，广东籍的农民工只要攒够规定的积分，原则上就可以落户城镇。

　　该《指导意见》规定，在广东省城镇务工的农民，凡已办理《广东省居住证》、纳入就业登记、缴纳社会保险的，均可申请纳入积分登记。符合积分入户条件的农民工，可选择在就业地镇（街道）或产权房屋所在地镇（街道）申请入户，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可以随迁。

　　在权限设置上，该《指导意见》也充分赋予了地方自主权，既规定原则上农民工积满60分可申请入户，又明确具体入户的分值由各地根据当年入户计划和农民工积分排名情况调整确定。

　　其实，在广东省落户办法出台前三个月，浙江省宁波市就公布了《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暂行办法》。在广东省内，中山市三年前就开始外来务工人员入户的探索。但据报道，截至目前，仅有100多人成功完成入户手续，而全都是历届“百佳外来务工人员”。

　　此次广东省出台的“积分落户”政策能否真的打破以往政策“画饼充饥”的尴尬局面，真正惠及广大外来务工人员？“积分落户”，几分真实几分虚？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刘守英认为，“积分落户”要解决的核心的问题是把对当地发展做出贡献的高技能工人纳入到城市体系中，促进当地工业化及城市化进程。从整体上看，这项政策与过去单向强调非本地工人“进城务工——赚钱回乡”的模式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刘守英指出，在探索解决外地务工人员户籍政策方面，其他省份也曾做过一些探索，但由于各地城市化程度不一，许多政策都停留在理论层面，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这类政策能否有效促进地方城市化进程，关键是要看允许落户的条件以及落户后享受的待遇。

　　具体而言，只有做到落户当地的外来务工人员能与当地常住居民一样，享受同等的“居民待遇”，包括教育、社保、住房、社会救助等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才能说这个政策确实产生了实效。

　　广东省此次出台的“积分落户”政策中已经明确，落户当地的农民工将享受和本地居民同等的义务教育、廉租房、社会救助等。可以说，这是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重要的判定标准，是“能够落地的城市化”。

　　对于公众质疑落户门槛是否太高，刘守英表示，由于公共资源相对有限，特别是发展较快的大中型城市已出现了严重的“城市病”，因此，当前一步到位地完全放开户籍限制并不现实。在如此前提下，设置一定的入籍门槛“无可厚非”。

　　同时，当地政府从本地发展角度考虑，在吸收外来劳动力的时候，必然会优先考虑对其产业升级有益的、高素质的人才，保证其后续经济发展。因此，初次设置的门槛偏高也在情理之中，并不能因此认定此类标准具有歧视性。

　　一项针对此政策的网调显示，约有四成的网友出于对公共资源被挤占的担忧，反对农民工落户当地。对此，刘守英认为，这样的网上民调也在“意料之内，情理之中”。因为该项政策并不是地方政府与外来务工人员的较量，而是本地原住民和外来务工群体的角力。

　　这样的情形“无法避免”：完全放开户籍制度不现实，但是完全禁止外来人口落户更不可能。目前，在许多经济发达地区，不管政府或公众是否承认，外来务工人口已经完成城市化进程，有落户的需求；而与此同时，周边的农民已开始分享城市化果实。

　　对于这些地区，唯一的出路只能是保证这些外来人口的就业、福利、社会保障等需求，解决这部分人口的“落地”问题，允许其享受本地人享有的公共服务。这是农民工城市化转变中的重要一环。

　　刘守英认为，广东省试行的“积分落户“政策，强调要引导农民工落户县城和中心镇，“值得肯定和借鉴”。这是因为，大城市有其发展规模的限制，而其周边的中小城镇已经高度工业化，并逐渐向城市迈进，会有更多的空间接纳外来务工人口。

　　但是，刘守英也指出“积分落户”政策存在“硬伤”，即“用土地换城市户口”的问题。该《指导意见》规定，户籍在城市周边的人，如若落户城市，必须自愿将承包地交回，而这一规定显然与《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相悖。

　　农民的土地权利与城市公民待遇不存在置换的问题。根据《物权法》和《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农地承包权是农民的一项财产权，同时农民也拥有其住所的完全产权和宅基地的使用权。地方政府不能以到城市落户为由，要求农民“交还”农地承包权和宅基地使用权。“土地不是交换户籍的条件”，对上述条款，应予以纠正。

　　最后，刘守英表示，该《指导意见》中关于积分的标准应当更加透明，相关的学历、技能、参保、贡献积分及减分标准仍需要进一步解释与细化。其次，在实施过程中，相关条件的审核应公平、公开、公正。第三，该文件没有涉及农民工原驻地与迁入地的社保、医疗、养老等政策对接问题，相关部门应制定更为详尽的细则。■

　　（财新记者 刘志洁 采写）

征收房产税：为什么，凭什么
作者:南方周末记者 苏岭 实习生 刘志毅 刘高阳 雷磊 胡嘉欣
2010-06-09 21:41:35
来源:南方周末

南方周末记者 翁洹/图


这将是涉及中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的税收

上海似乎极有希望成为国内首个试点“住房保有税”的城市。5月27日，上海房地产交易中心主任对媒体称，上海住房保有税将在近期出台，上海将作为试点开征住房保有税。此前，上海市副市长屠光绍已声言，上海市房地产调控细则和房产税出台的相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地方政府的积极鼓吹下，“住房保有税”已呈箭在弦上之势。5月31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0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提出“逐步推进房产税改革”。各地不断传说“试点方案已经上报待批”。6月3日，发改委官员表示，“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是鼓励地方试点”。

一旦开征，这将是涉及中国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个人的税收。对于这样关乎社会公众切身利益的税种，必要的社会公众讨论和法定程序的进行却似乎被有意无意地绕过了。南方周末为此邀请了七位相关专业人士，对房产税开征的理由，方式和影响进行探讨。

●参与讨论人士包括：

○陈志武 美国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

○钟伟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巴曙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

○秋风 知名经济评论人士

○叶檀 知名经济评论人士

○潘石屹 SOHO中国董事长羊毛又出在买房者身上？

“住房保有税”意在打压高房价。推动者称，“住房保有税”可以打击投机行为，从而抑制房价快速上涨。但买房者真的是高房价的直接推手吗？

秋风：我认为高房价有两个因素，一是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再就是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个因素一起就促成了房价上涨30%，或者50%。

在这样一个市场现状和市场预期之下，房产税几乎不可能起到一个抑制房价的作用。现在只要房价一年上涨1%、2%，买房者就足够冲抵缴纳的“住房保有税”。

在调整房产市场的时候，最好不谈房产税，政府可以运用很多宏观政策，最简单的一条，提高利率就可以给房价降温。现在当局只是在宏观政策之外的税收等行政措施上想办法，这本身就不是一个健全的思考问题的方式。

陈志武：“只要一推出房产保有税，就可以抑制房价”，那不如就发房票算了！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把商业住房也取消，变回单位分房。我在美国3个州住过几年时间，也买过房子，都没有哪个州会因为房价高而增收的。利率为什么不提高呢？

相比之下，美国遇到房价高涨时，联邦政府不会做太多，它只会通过制约融资来减少大家买房，而不会通过增加税收。美国如果像中国这样房价高涨，利率肯定就已经提高了好几次。

无地权，不纳税？

房价上涨，其实增值的是地价，而我国商品房所占土地属于国家所有，房主只具有70年的土地使用权，也就是房子盖在租来的土地上。去掉土地产权，所谓的“房产”还能剩下什么？对于剥除土地产权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房产”，征税理由何在？

秋风：砖头瓦片堆在地上，地价会上升，而附着物只会破损、毁坏，不断贬值。业主交了70年的土地租金，只能是不断累退税，不能按评估价征税。国外收房产税是考虑房、地合一，都是永久产权。

我们要收住房保有税，那就先修改土地所有制。租的房子没必要交税。

陈志武：征收“房地产税”的国家的土地都是永久产权。在借鉴国外经验时，我们不能忽视中国和国外制度上的差异。

美国各级政府都不会经营土地营利。但中国有的地方政府收入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土地财政。所有的学者和业界人士在参与讨论物业税和房产税和住房保有税时，都不应该忘记地方政府在房地产开发中得到的收入。如果忘了这个前提而说“美国可以有2％的房产税，中国为什么没有”，那就是不科学的。

“无法定，不纳税”？

主推者声称，“住房保有税”属于国务院行政性条例的房产税,地方政府在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后，可以在全国调整前先行试点，在程序流程上不存在问题。但在增加税种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行政条例为何又绕过了立法程序？

陈志武：任何转移老百姓财产的费或者政策，都应该经过严格的立法程序。前几年通过的物权法，对此也有规定。真正负责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地方的人大都应该把这事接管过来。

在任何一个国家，私人财产的保护最后的底线都是它会不会被任何合法或者不合法的手段往政府的手里转移。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该守护的私人财产的底线。不能因为房地产或宏观调控的需要，而轻易地攻破老百姓私人财产的底线。

秋风：征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情。我们每次提出房产税都是在要对房产市场进行宏观调控时候提出来的，这样一个出发点就是完全错误的，随意性很大。

中国现有的征税制度本身就非常不合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不是税收法定，而一个条例或者暂行条例就可以征收一种税。这种情形在过去特定的环境下，或许还是可以容忍的，而在现在要开征新的税，就必须要走法定的路线，就应该有全国人大来决定征税，任何地方政府或者财政部、税务总局或者建设部都没有权力决定征税。

把征税权力部分分配给地方，我是支持的。我说的地方不是指地方行政部门，同样是地方的人大，通过地方法规的形式来征收税。而不是地方行政部门来出台政策决定征税，如果在地方的层面征税，一定要征求地方民众的广泛参与，理论上房产税的民众参与的可能性是很高的，也应该有很多渠道来参与。

房产税是跟民众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个税种。在大部分国家，房产税都是最基层政府来征收，而且其直接用于和民众生活相关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的供应。

房产税需要敲开居民的门，一个个去征收。要让纳税人愿意支付这一笔钱，就得让这个钱体现到他能看到的公共品上。

而中国当下，讨论这个问题都是北京、上海、深圳这种大城市。我不知道这些大城市的纳税人能否看到这个税的好处。如果看不到，你怎上门去征收这个税呢？我相信大多数人都会抗税，这是根本征不上来的一种税。

潘石屹：税收应该有公开透明的讨论，各阶层都有发表自己意见的机会。但“住房保有税”没让讨论，到现在也不知道征还是不征，征多少。说开征的一天，香港的一个房地产股票跌了10.2%，改日说不征了，它又涨了6%。

现在完全是一个黑箱操作，谁也不知道下一步怎么做。应该通过立法程序解决，不是说做了就做了。

谁在狂欢？

按现有的官方统计数据，结合最新的关于我国住房保有税征收政策消息测算，一旦我国政府部门对住房开征保有阶段税费，每年此类税收的总额将突破1000亿元，与2009年现有房地产相关的五项税种的全年增量总额相当。

贾康认为，房地产税是分税制改革的配套改革，以令地方有合理的税基，此前我国省以下分税制改革不彻底，税收分成制和包干制不仅带着非常浓重的讨价还价色彩，更带来了土地财政和地方独断专行等弊病。让地方政府摆脱对土地财政的高度依赖，这是征收“住房保有税”的支持者的一大理据。

但是，保障地方政府的钱袋子，是否能成为让买房者为分税制埋单的理由？

陈志武：现在在我看来最危险可怕的是，把房产税的决定权留给地方政府。各地政府都向中央提交房产税的方案，它们为什么那么积极呢？这明摆着给它进钱的机会。

地方政府用任何的名义征收房产税等，都是非常危险的。地方政府的权力由谁来质疑呢？地方政府增加新的税种的权力，会使之后给整个中国社会和私人财产带来的伤害达到新的高度。拆迁即是地方政府随意侵害私人财产的例证。

潘石屹：2010年的地方政府和2008年的房地产企业的处境是一样的。地方政府以为房价涨的非常快，地价涨得非常快，怕手里面没有地，所以就从银行贷了大量的款，然后就拆迁，拆迁费还非常高。这样就把贷款花出去了，而现在这些土地又流拍，有些地方政府财政收入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收税，对他当然是有好处的。

钟伟：中国的GDP蛋糕由政府、企业和居民三方分享。据我们调查，从2000年至2009年的十年，中国居民财产收入每年减少10%。以2009年为例，减少了3.4万亿，政府和企业多了。征收“住房保有税”，只能使居民拿得更少，政府得到更多。

谁在受伤？

如果房价在短期内，按照部门计划和“民意”下跌20%或30%，中国经济能否安然无恙？房价如果行政命令式“硬着陆”，受伤者又会是谁？

陈志武：房地产的价格在短期下跌了，银行的坏账就会增多。对经济的影响很大。服务、非服务消费的行业都会受到打击。它的影响是远远超出银行业的。

如果房价短期内降价30％，对整个经济的打击是巨大的，增长模式的转型也就成了空口号。就业和成长增长动力会大大减少，地方政府又要忙着刺激经济，国内产能过剩的局面会进一步恶化。

在4月地产新政出台前，很多人已经买房了，贷了款。要是跌30%，就等于他们付的首付全赔光了，而银行的70%还在，资不抵债。

当然，我不是支持房价上升。但过去几年房价一直在涨，现在要一个硬着陆给社会带来的伤害是很大的。尤其是用政府的手强行把价格拉下来，还不如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慢慢调下来。例如通过调节土地供应和利率。

很多普通人支持房产税，但那是被卖了还帮着数钱。其实，这种税对普通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影响比较大。在北京和上海已经能感受到增税的影响了。房产税使租房市场供求缩小，租金就上升了。房产税表面是买房子的人才要承受，但实际上会转嫁到租房子的人身上。

最可怕的是房地产市场搅动着民意，给地方市场不受制约地转移老百姓财产的机会。

世界上所有的政府对税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上不下。这会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永远也拿不掉的包袱。房地产税一旦推出来，以后要拿掉比现在要难，后代只会一直背下去。

受冲击最大的是中产阶级。他们的财富不至于高到有多种投资渠道。而中产阶级主要的投资在房地产，与美国一样。

“住房保有税”跟全面建立小康社会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特别是，1998年的住房全面市场化的改革，给中国社会带来的贡献是非常根本性的。从根本的层面上，中国普通的老百姓家庭终于有产了。而这个税那个税，会侵蚀掉房产作为中国家庭财富的意义和价值。

钟伟：过去的100年有没有见过房价下跌30%，不会影响国家经济发展、不会引发银行体系的问题？存不存在这样的房地产泡沫？而我所见，香港房价下跌30%就完蛋了，美国下跌20%就发生次贷危机了。

“住房保有税”是在两个背景下出台的，一是中央一直强调的调节收入分配结构，二是十六大提出的“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如果征收，只能使居民拿得更少，不利于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同时，使分配结构更恶化。即使富人多交了税，也未增加穷人的财产性收入。

征税界限如何划定？

复旦大学金融与资本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谢百三日前透露，上海共上报中央两套方案，A方案：“住房保有税”出台前买的房不征税，出台后的第一套、第二套人均70平方米以下不征，第二套人均70平方米以上及第三套以上的征税；B方案：新房、老房都征税。第一套和第二套人均70平方米以下不征，第二套人均70平方米以上及第三套以上的征税。

那么，征税与否的界限划定意义何在？

秋风：这会导致非常的混乱局面。在房产拥有数额的认定上是有一定难度的，甚至导致一些认为逃避税制而假离婚、假分家的情况。

从税制设置的角度来说，把税征上来的同时，还要顾及社会的价值。不能为了征收一个税，而把整个社会的价值破坏掉，甚至应该损失一些税收，来保护社会的价值。如果要严肃去思考房产税，就是不管房子有几套，或者多少面积，就统一个税率，包括福利房和房改房。通过这种方式，培养出真正的纳税人的意识。让他们意识到，地方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实际上就是自己的钱在起作用，大家对税也会敏感一些。

陈志武：这是很荒唐的。能说有人一顿吃5顿饭，你就每家搜查，看看谁吃饭超3顿的，就去升高他的米价？人们有买房子的权利，不能因为有人要买5套房甚至10套房，就去升高税收。这是变相的掠夺。这样不如就回到计划经济时代，把商品房也取消。

如果真要分几套房，所有福利房和房改房都应该纳入计算范围内。因为有福利房的人本身就享有政府补贴，如果他还去买商品房，他本身就不符合福利的条件。

潘石屹：任志强做了个统计，光北京的房子就有二十四种，房改房、福利房、集资房，一大堆，一共二十四种。那么针对哪些房子征税？如果针对商品房，那就不合理了。因为商品房都是交了出让金的，那些没有交出让金的不征，征交了的，岂不反了？小产权房光北京市三十万套，也没交出让金，按照商品房在住着，征的话连面积都不知道，那是在法律之外的，要不要征？就从每一套房子，一个一个看的话，都有问题。什么中央机关的房子，北京市政府的房改房，太乱了。

我觉得这也是征税的一个问题，首先要把房子先统一起来。国外最多两种房：一种永久产权，另一种不是永久产权的房子。这样征税才好算，否则征了这一种，另外一种房肯定觉得不公平。

钟伟：房改房、福利房也是资产，如果不收，足以引起普通阶层的分裂。80后、90后恐怕也将抱怨交了税后生活唯艰，而福利分房的不交，“过去低工资”的说法难以让人信服。

“住房保有税”仅针对居民的房屋资产，未考虑到居民的资产负债情况。有房产者可能有按揭、其他负债（如向亲朋好友借来的购房款）、未成年子女、需要赡养的老人。如果资产不扣除家庭因素，比如不考虑未成年子女的抚育费用，不考虑家庭的其他负担因素，显然不合理。

征税前提何在?

我国目前的房地产税制本身存在诸多不合理之处：税费设置繁杂，计税依据不合理、税率不合理，重复纳税现象严重等是其中突出问题。老问题不解决，新税如何开征？

贾康：我在上交政协提案中即已建议，有关方面应积极征求公众、专家、各利益群体的意见和建议，合理引导舆论作理性、健康的讨论(包括争论)，在一些关键点上可采取听证会方式加强透明度和不同意见的沟通，通报“物业税空转”试点地区的有关情况，增进各方对此项重要改革的理解与认同。

这个税起什么作用，税是凭借政治权利可以做调节的，有调节需要就可以经过法律程序来开征这个税等等，这些道理都应该可以讨论。

这是一个公共问题，不是地方几个官员说了就行的。这个税怎样推进是一个公共选择，越来越规范的公共选择。

公共产品的设置就是要让民众强势起来，最后才能走到所谓的“当家作主”。

巴曙松：中国房地产税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税基不合理；税费设置繁杂、征税范围过广；税种设置 “轻保有重流转”；计税依据不合理、税率不合理；重复纳税现象严重。

中国房地产税制改革应本着税收效率与公平原则、税费租合理负担原则、税制简明原则、紧密结合房地产行业特点的原则进行，遵循简并税费、完善多环节多税种的房地产税收体系的指导原则。在房地产开发环节要着力推进税费改革，大力减少房地产开发销售中的不合理收费项目和沉重的行政性收费负担。在房地产交易环节完善土地增值税制度。在房地产交易环节，由于房屋征收标准、产权界定、价值评估、征管成本等各种原因，物业税当前征收条件还不成熟，需要逐步完善物业税征收的各项要求，为尽快推出物业税创造条件。

叶檀：其他的改革是征收房地产税的前提，比如土地改革和货币改革，应该与房地产税并行不悖。

房地产税还得有一个合法的，经过程序正义的过程。以法律的授权来认可的，才是一个合法的税收。

地方财政的公共财政体制也得透明化，由地方人大和地方公民来进行监督。

没有一个合法的大的政府，是通过卖地来养活自己的。我们知道政府的收入来源就是合法的税收，然后才能建立一套公民体制的基础。

秋风：中国的税制结构本身就非常不合理，每一次增加一个税种都是税制合理改变的一个机会，我们应该想如何去利用好这个契机，要同时配套一些其他税种的改革，或者是减免，或者是调整这个税制结构，比如减免一些流转程序上的税收。在中国当下的税制结构中，流转税太多，间接税太高，直接税太低。